□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金金
2018年伊始，第75届金球奖颁奖典礼上，好莱坞巨星们无一例外穿了黑色礼服，以此举打破沉默，抵制行业内任何形式的性骚扰；紧接着，北航、北语两起高校性骚扰事件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1月底又爆出西安交大男博士疑遭导师性骚扰，致长期抑郁自杀；刚过去的清明节，北大校友实名指证原北大教授沈阳多年前性侵学生高岩并导致其抑郁自杀……接连数起“性骚扰”事件引起了大众的广泛关注。事实上，从娱乐圈到大学校园，从公共场所到职场，与性有关的都是隐晦、甚至有些难以启齿的事儿。本期，我们邀请相关专家为我们分析这类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对措施，以期帮助更多人正确认识和应对“性骚扰”。——编者
性骚扰，通常指以性欲为出发点的骚扰，以带性暗示的言语或行动针对被骚扰对象，引起对方的不悦感。其表现形式尚无统一界定。没有切身体会的人可能会认为，性骚扰未构成“实质性”的伤害，就是像“吃了口苍蝇”一样恶心，躲过去就是了。但实际上，性骚扰和强奸一样都是性侵犯的一种，骚扰行为给受害者带来的心理困扰不亚于强奸带来的伤痛。对儿童的性骚扰甚至可以影响其一生的性格和社会认知水平的发展。
性骚扰的发生防不胜防，实施者存在一定的心理“变态”，但并不一定是那种少见的、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多数是平平常常的人，没有年龄界限，也没有职业界限，工人、大学教授、官员、商人都有可能。按事件发生的地点、随机性以及骚扰者与受害者关系，可以将性骚扰粗分为陌生人性骚扰和关系内性骚扰。
陌生人性骚扰
陌生人性骚扰大多偶然发生，地点多为公共场所，一般来源于和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比如我们曾听到这样的新闻：地铁上活捉“咸猪手”，静安寺频繁发生的老爷叔性骚扰事件等。国内目前没有针对该类性骚扰发生率的调查，但是，从新闻报道和现实生活中的遭遇推断，该类事件的发生率不低。
面对这类随机性很高、难以预期的侵犯，我们最常出现的心理反应是厌恶、恐惧、愤怒。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采取的防御机制一般有：逃避和反击。有些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为了避免再次经历类似事件，会选择尽可能地躲避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也有人会用行动表达态度，比如“静安寺事件”中的那位女性，勇气和行动力值得钦佩。她大声痛斥了骚扰者并报警。
如果是你面对这样的恶行，你会怎么做？又应该怎么做呢？是选择“逃避”，还是怀揣“勇敢的心”立即采取行动反抗？
事实上，任何人都难以就这一问题给出一个确切的建议。因为采取何种应对措施要根据当时的时间、地点和安全性而定。然而，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性骚扰所引发的负性情绪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会继发为负性认知，作为一种创伤埋在心里。常见的负性认知有：以偏概全（认为所有人都这样），自卑（认为是自己的原因导致侵犯发生），自责（责怪自己当时没有果敢拒绝）等。因此，不论是消极逃避还是积极反抗，我们都要警惕负性认知的发生，妥善处理负性情绪，比如可以选择分享这段经历，自助或者求助他人。大量案例证明，保持沉默的代价可能是让自己陷入这段创伤，不断反刍当时的情绪。在精神科，偶发的性骚扰不会导致精神疾病的发生，但是却可能是一些精神障碍，比如惊恐障碍、应激相关障碍、抑郁症等的诱发因素。
关系内性骚扰
关系内性骚扰大多发生在职场、学校、家庭中，骚扰者一般为和自己存在某种人际关系的人，比如上级和下属，老师和学生，亲戚之间等。这种人际关系常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实施者和受害者往往存在权威或利益关系。
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我国84％的女性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最大的受害群体为30岁以下的未婚职业女性。50％的性骚扰来自工作场所，其中36％来自上级，14％来自同事。关系内性骚扰的发生更加隐匿，持续时间更长，骚扰的动机是蓄意而非随机，因此对受害者造成的“杀伤力”往往更高，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性骚扰者往往采取“威逼”“利诱”“博取同情”等方式实施骚扰，骚扰的形式也不仅仅是肢体触碰、言语猥亵，还可能表现为精神上的控制，更加暧昧不清的表达等。
受害者经历关系内性骚扰常见的心理反应除了前文提及的厌恶、恐惧、愤怒，还有很多更复杂的情感过程，比如迷茫：怀疑自己可能误会了别人的好意，把性骚扰当成好感。屈辱感：没有勇气捅破这层关系，认为表达拒绝态度即是“撕破脸”。就像北航事件中的受害者，时隔12年最终找回正义，罗博士的勇气值得钦佩，但是回首事件刚刚发生时，她也经历着这样的屈辱和恐惧。逃避现实：荒废学业或事业，觉得努力没有意义，寻求其他心理安慰等。认同：既然来自权威而且难以反抗，那我就认同这种伤害。但实际上，这种防御机制往往给心理带来更大的伤害，比如，低自尊，自我认同障碍，继而发展为抑郁症、物质滥用等精神、心理疾患。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心理状态会发生在这类事件中，即犯罪的受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其加害他人。这是一种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
面对长期或者明确的关系内性骚扰，我们又该怎么做？“处理当下的情绪，纠正负性认知”仍旧是自我心理建设的两个关键因素。首先，应该明确表达态度，勇气永远是最好的武器。其次要学会倾诉，倾诉本身就可以一定程度地缓解焦虑、恐惧和愤怒情绪。同时可以寻求帮助，比如寻求周围值得信赖的亲朋好友的帮助，或者拨打心理咨询热线，在掌握证据的前提下可以求助相关执法机构等。最后，不要逃避，直面当下，正视未来，继续正常生活。
性骚扰和性犯罪可能只有一步之遥。惊慌失措，恐惧软弱这样的反应往往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助长了下一次性骚扰或性犯罪的发生。面对性骚扰，你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更不会是唯一的那个，因此摆正心态尤为重要。
链接
应对校园性侵犯其他国家有哪些措施
去年5月，剑桥大学掀起一场名为“打破沉默”的反性侵活动，并创建了同名在线平台，以解决校园性侵和性骚扰问题。剑桥学生和员工可以通过平台获取帮助和建议、匿名举报、参加在线课程等。此外，剑桥大学还出台了学生和教职员工之间的个人关系政策。
政策规定，教职员应该避免同与自己有专业联系的学生发生性或其他亲密关系。如果关系已经建立，则应该向校方人力资源部门的主管披露，校方将安排该职员避免与相关学生产生专业联系。
其实，英国高校也曾消极应对过性侵事件。根据英国大学校长委员会于1994年起草的泽利克报告，英国大学可以将校方声誉置于学生利益之上。这使他们可以长期避免曝光校园性侵案或为受害人提供事后关怀。其结果是，学生对于校方处理性侵事件的不信任变得根深蒂固。
随着“Me Too运动”（Me Too即“我也是”，是女星艾丽莎·米兰诺等人2017年10月针对美国金牌制作人哈维·温斯坦性侵多名女星丑闻发起的运动，呼吁所有曾遭受性侵犯女性挺身而出说出惨痛经历，并在社交媒体贴文附上标签，藉此唤起社会关注。）席卷全球，各国高校都开始加强反性侵措施。
据《卫报》报道，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对31000名学生进行调查后发现，51%的学生表示在过去遭受过性骚扰，而6.9%的学生表示在过去两年遭遇过性侵犯。其中，寄宿学院的校园性侵事件发生率最高，占受访者总数的7%。
澳大利亚高校在去年联合推出了一项“十点计划”以帮助解决校园性侵问题。这10项举措包括：为大学生制定建立尊重关系的计划；提升大学辅导员技能，以支持性骚扰和性侵受害者；在全国范围设立24小时临时热线，为学生提供专业支持；为大学工作人员提供更广泛的急救培训；为大学工作人员提供预防和应对性骚扰和性侵的培训；为寄宿学校提供急救培训；制定“最佳做法”指导方针，以支持大学回应相关报道；制定师生关系原则；继续开展反性侵运动；开展后续学生调查来评估进展。
不过，有调查显示，“十点计划”公布后，仅三分之一的学校落实了支援学生反性侵政策。
在美国，奥巴马执政时期，教育部曾出台了一项关于处理校园性侵事件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要求大学在决定学生是否对性侵犯负责时，应采取最低的举证标准。这可能导致被控学生遭到纪律处分甚至退学。而在今年2月，美国教育部表示，大学可以弃用这一标准，要求受害人拿出“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这一变化在美国大学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来源：新京报 作者：方辰）
2018年伊始，第75届金球奖颁奖典礼上，好莱坞巨星们无一例外穿了黑色礼服，以此举打破沉默，抵制行业内任何形式的性骚扰；紧接着，北航、北语两起高校性骚扰事件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1月底又爆出西安交大男博士疑遭导师性骚扰，致长期抑郁自杀；刚过去的清明节，北大校友实名指证原北大教授沈阳多年前性侵学生高岩并导致其抑郁自杀……接连数起“性骚扰”事件引起了大众的广泛关注。事实上，从娱乐圈到大学校园，从公共场所到职场，与性有关的都是隐晦、甚至有些难以启齿的事儿。本期，我们邀请相关专家为我们分析这类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对措施，以期帮助更多人正确认识和应对“性骚扰”。——编者
性骚扰，通常指以性欲为出发点的骚扰，以带性暗示的言语或行动针对被骚扰对象，引起对方的不悦感。其表现形式尚无统一界定。没有切身体会的人可能会认为，性骚扰未构成“实质性”的伤害，就是像“吃了口苍蝇”一样恶心，躲过去就是了。但实际上，性骚扰和强奸一样都是性侵犯的一种，骚扰行为给受害者带来的心理困扰不亚于强奸带来的伤痛。对儿童的性骚扰甚至可以影响其一生的性格和社会认知水平的发展。
性骚扰的发生防不胜防，实施者存在一定的心理“变态”，但并不一定是那种少见的、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多数是平平常常的人，没有年龄界限，也没有职业界限，工人、大学教授、官员、商人都有可能。按事件发生的地点、随机性以及骚扰者与受害者关系，可以将性骚扰粗分为陌生人性骚扰和关系内性骚扰。
陌生人性骚扰
陌生人性骚扰大多偶然发生，地点多为公共场所，一般来源于和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比如我们曾听到这样的新闻：地铁上活捉“咸猪手”，静安寺频繁发生的老爷叔性骚扰事件等。国内目前没有针对该类性骚扰发生率的调查，但是，从新闻报道和现实生活中的遭遇推断，该类事件的发生率不低。
面对这类随机性很高、难以预期的侵犯，我们最常出现的心理反应是厌恶、恐惧、愤怒。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采取的防御机制一般有：逃避和反击。有些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为了避免再次经历类似事件，会选择尽可能地躲避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也有人会用行动表达态度，比如“静安寺事件”中的那位女性，勇气和行动力值得钦佩。她大声痛斥了骚扰者并报警。
如果是你面对这样的恶行，你会怎么做？又应该怎么做呢？是选择“逃避”，还是怀揣“勇敢的心”立即采取行动反抗？
事实上，任何人都难以就这一问题给出一个确切的建议。因为采取何种应对措施要根据当时的时间、地点和安全性而定。然而，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性骚扰所引发的负性情绪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会继发为负性认知，作为一种创伤埋在心里。常见的负性认知有：以偏概全（认为所有人都这样），自卑（认为是自己的原因导致侵犯发生），自责（责怪自己当时没有果敢拒绝）等。因此，不论是消极逃避还是积极反抗，我们都要警惕负性认知的发生，妥善处理负性情绪，比如可以选择分享这段经历，自助或者求助他人。大量案例证明，保持沉默的代价可能是让自己陷入这段创伤，不断反刍当时的情绪。在精神科，偶发的性骚扰不会导致精神疾病的发生，但是却可能是一些精神障碍，比如惊恐障碍、应激相关障碍、抑郁症等的诱发因素。
关系内性骚扰
关系内性骚扰大多发生在职场、学校、家庭中，骚扰者一般为和自己存在某种人际关系的人，比如上级和下属，老师和学生，亲戚之间等。这种人际关系常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实施者和受害者往往存在权威或利益关系。
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我国84％的女性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最大的受害群体为30岁以下的未婚职业女性。50％的性骚扰来自工作场所，其中36％来自上级，14％来自同事。关系内性骚扰的发生更加隐匿，持续时间更长，骚扰的动机是蓄意而非随机，因此对受害者造成的“杀伤力”往往更高，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性骚扰者往往采取“威逼”“利诱”“博取同情”等方式实施骚扰，骚扰的形式也不仅仅是肢体触碰、言语猥亵，还可能表现为精神上的控制，更加暧昧不清的表达等。
受害者经历关系内性骚扰常见的心理反应除了前文提及的厌恶、恐惧、愤怒，还有很多更复杂的情感过程，比如迷茫：怀疑自己可能误会了别人的好意，把性骚扰当成好感。屈辱感：没有勇气捅破这层关系，认为表达拒绝态度即是“撕破脸”。就像北航事件中的受害者，时隔12年最终找回正义，罗博士的勇气值得钦佩，但是回首事件刚刚发生时，她也经历着这样的屈辱和恐惧。逃避现实：荒废学业或事业，觉得努力没有意义，寻求其他心理安慰等。认同：既然来自权威而且难以反抗，那我就认同这种伤害。但实际上，这种防御机制往往给心理带来更大的伤害，比如，低自尊，自我认同障碍，继而发展为抑郁症、物质滥用等精神、心理疾患。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心理状态会发生在这类事件中，即犯罪的受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其加害他人。这是一种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
面对长期或者明确的关系内性骚扰，我们又该怎么做？“处理当下的情绪，纠正负性认知”仍旧是自我心理建设的两个关键因素。首先，应该明确表达态度，勇气永远是最好的武器。其次要学会倾诉，倾诉本身就可以一定程度地缓解焦虑、恐惧和愤怒情绪。同时可以寻求帮助，比如寻求周围值得信赖的亲朋好友的帮助，或者拨打心理咨询热线，在掌握证据的前提下可以求助相关执法机构等。最后，不要逃避，直面当下，正视未来，继续正常生活。
性骚扰和性犯罪可能只有一步之遥。惊慌失措，恐惧软弱这样的反应往往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助长了下一次性骚扰或性犯罪的发生。面对性骚扰，你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更不会是唯一的那个，因此摆正心态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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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校园性侵犯其他国家有哪些措施
去年5月，剑桥大学掀起一场名为“打破沉默”的反性侵活动，并创建了同名在线平台，以解决校园性侵和性骚扰问题。剑桥学生和员工可以通过平台获取帮助和建议、匿名举报、参加在线课程等。此外，剑桥大学还出台了学生和教职员工之间的个人关系政策。
政策规定，教职员应该避免同与自己有专业联系的学生发生性或其他亲密关系。如果关系已经建立，则应该向校方人力资源部门的主管披露，校方将安排该职员避免与相关学生产生专业联系。
其实，英国高校也曾消极应对过性侵事件。根据英国大学校长委员会于1994年起草的泽利克报告，英国大学可以将校方声誉置于学生利益之上。这使他们可以长期避免曝光校园性侵案或为受害人提供事后关怀。其结果是，学生对于校方处理性侵事件的不信任变得根深蒂固。
随着“Me Too运动”（Me Too即“我也是”，是女星艾丽莎·米兰诺等人2017年10月针对美国金牌制作人哈维·温斯坦性侵多名女星丑闻发起的运动，呼吁所有曾遭受性侵犯女性挺身而出说出惨痛经历，并在社交媒体贴文附上标签，藉此唤起社会关注。）席卷全球，各国高校都开始加强反性侵措施。
据《卫报》报道，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对31000名学生进行调查后发现，51%的学生表示在过去遭受过性骚扰，而6.9%的学生表示在过去两年遭遇过性侵犯。其中，寄宿学院的校园性侵事件发生率最高，占受访者总数的7%。
澳大利亚高校在去年联合推出了一项“十点计划”以帮助解决校园性侵问题。这10项举措包括：为大学生制定建立尊重关系的计划；提升大学辅导员技能，以支持性骚扰和性侵受害者；在全国范围设立24小时临时热线，为学生提供专业支持；为大学工作人员提供更广泛的急救培训；为大学工作人员提供预防和应对性骚扰和性侵的培训；为寄宿学校提供急救培训；制定“最佳做法”指导方针，以支持大学回应相关报道；制定师生关系原则；继续开展反性侵运动；开展后续学生调查来评估进展。
不过，有调查显示，“十点计划”公布后，仅三分之一的学校落实了支援学生反性侵政策。
在美国，奥巴马执政时期，教育部曾出台了一项关于处理校园性侵事件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要求大学在决定学生是否对性侵犯负责时，应采取最低的举证标准。这可能导致被控学生遭到纪律处分甚至退学。而在今年2月，美国教育部表示，大学可以弃用这一标准，要求受害人拿出“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这一变化在美国大学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来源：新京报 作者：方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