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由医学与哲学杂志社、《健康报》社、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叙事医学座谈会”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教授分享了科室医护人员“用心”诊疗的故事。这些精彩动人的故事源自科室医生写的2000多份叙事医学病历。通过凌锋教授的生动讲述，与会者领略到了叙事医学的魅力，也体味到了叙事医学写作对于医者人文精神培育的意义。——编者
叙事医学成为开启科室人文建设的抓手
在我的办公室挂着一幅字——“用心”。这是我国著名书画大师饶宗颐先生90多岁时给我题的字。我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字，是源于“刘海若事件”。
2012年，我们救活了刘海若。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有多特殊，但是媒体记者对此事非常关注，很多记者打电话问我：“你是靠什么救的她？”这也促使我去思考和总结。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我们靠的就是四个字，一是“用心”，我们团队的医生和护士都特别用心地治疗；二是“理念”，即整体自洽的理念。
从那时起，“用心”这两个字就扎在了我的心里。对于医生来说，如何才能做到“用心”？
我们看到，医暴事件发生后，会有公安部门的介入处理。但是从医生的角度而言，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我们的内心是不是温暖？如果我们不够温暖，即使有再大的强势试图去“摁住”医闹，恐怕也难以做到，医闹还是会有。我处理过很多医闹事件，我发现，有的时候，就是医生的一个眼神，一句话语，甚至是一个举动，都可能刺激了患者，让他作出难以想象的举动。这也让我意识到，做一个温暖的有人文精神的医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怎样培养医生的人文精神呢？2011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召开的一次医学人文研讨会上，韩启德院士向全国医务界推荐“叙事医学”，希望从医生做起，做有温度的医生。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叙事医学，一下就觉得找到了推动医学人文的一个抓手。
目前，我国医生的人文教育是有所欠缺的。医学生到医院实习，也只想着学技术，人文完全被冲淡了。而要强化医生的人文教育，毕业后的继续教育非常重要，尤其是毕业后的7年，是一个医生技术、经验和人文定型的关键时期。如果年轻医生技术练好了，人文这一块也形成了，那他一辈子就是一个好医生；如果只是技术提升了，而人文这一块缺失，他就会是一个冷医生。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医生技术越强就越高冷。这是很危险的。
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在主管全国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的规范化培训时，就强调“人文是必修”，而且实行“一票否决制”。
从2012年起，我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就规定所有年轻医生，包括住院医生、进修医生、研究生都要写叙事病历，每人每月一篇。带着这样的任务，我们的医生就会在诊疗时多留心问一下患者，家庭怎么样？经济状况怎样？亲戚朋友怎么样？得病痛苦的状态怎么样？一开始，很多年轻医生是被逼着去写，但写着写着，这些温暖的东西、人文的精神就扎进了他们的心里。
迄今为止，我们科室的医生已经写了2000多份叙事病历，每一篇都让人感动。我们把这些内容进行汇编，马上要出一本新书，书名就是《用心》。在这些叙事病历中，手术前那严谨缜密的分析，手术中那一刀一剪的精确，手术后那无微不至的观察，决策时那设身处地的思考，无不体现着医生的人文精神。这里，我想从中选几个医生的故事与大家分享。
故事1 医生的最高境界是“良心手术”
鲍遇海主任的手术做得非常漂亮，他是我们科里所有年轻医生心目中的“大神”。
他曾经做过一台岩斜区脑膜瘤的手术，手术做完后，助手看了一下说，“差不多了，咱们可以收场了”。可是，他不理会，仍拿着10厘米长的钻在两毫米大的骨头缝里一点点地磨藏匿于角落的少许肿瘤。整整花了70分钟的时间，才把那半个指甲盖点大的肿瘤清除干净。在手术接近尾声时，这70分钟对于主刀医生来说，是一种毅力、体力的极大考验，更是对医者良心的一种考验。
常规来说，这种手术在切除大的肿瘤后，骨头缝里的这点肿瘤很难切除干净。但这一点点的肿瘤恰恰是肿瘤复发的种子，是不是要把它完全清除干净，完全在于医生自己的良心。但是，鲍遇海主任做到了，这就是医生的良心手术。
鲍遇海主任还给一个17岁的孩子做过听神经瘤的手术。这个神经瘤有5厘米大，要切除这个肿瘤，同时又要保护面神经，是非常困难的。他为了保护孩子的面神经不受损伤，他采取了一个特殊的体位——半坐着，双手高举着，在显微镜下面轻柔地操作，以求最大限度地保护面神经。这个动作，他坚持了整整3个小时。他说：“这么大的听神经瘤，假如术中面神经损伤，孩子术后面瘫，尽管遗憾，但全世界的神经外科医生都不会责怪我的，因为太难了。但我内心是把他当做我的儿子来看待的。”
在鲍遇海主任看来，医生的最高境界不是“合格手术”，而是“良心手术”。
但是，鲍遇海主任也有自己的失误之处。他曾经信心满满地做完了一台手术，可术后不久患者就去世了，这对他来说是个极大的挫折。在那之后的5天，他头发凌乱，胡子拉碴，面色灰暗，眼睛血红，眼神暗淡而绝望，才几天光景，就被折磨得几乎没了人形。
事后，鲍遇海主任反省，“我过于自信，没有把5%的可能造成脑水肿的风险充分估计到，给了病人过高的期望。”他为此非常自责，在跟科室的医生说这件事时，泪如雨下。
故事2 把帮助别人视为己任
张鸿祺是我们科室现任的主任，他曾经接诊了一个急诊患者，叫多吉措，一个在京打工的藏族姑娘。马上要做手术，时间非常紧急。然而，陪她来的不是家属，不能进行术前签字。张鸿祺就给他的父母打电话，可她的父母不会说汉语。最后了解到多吉措有个姐姐在深圳，张鸿祺就给她姐姐打电话，可对方认为他是个骗子，不理他。但是，张主任没有放弃。他拿起手机，给多吉措拍了张照，又拍了张医院的照片，一起发给了患者的姐姐。多吉措的姐姐这才相信，在手机上给签了字发过来。
面对这样的难题，也许有医生会说，家属签字后才能手术，这是法律规定，我们不能违法。当可以得过且过的时候，很多医生不会努力想办法去救治患者。但如果我们的医生把帮助别人视为己任，此时人性的光芒则会照亮你的心扉，启动你的智慧。你会想尽一切办法跟家属或患者沟通，既抢救了患者，又完成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张鸿祺主任还治疗过一个脊柱脊髓血管畸形的患者。这个患者手术前就已是半瘫痪状态，做完手术后，就完全截瘫。实际上，对于这种病，世界上没有医生能治好。但张主任仍是耿耿于怀。在了解到患者的哥哥是智障，全家几乎是靠爸爸挣钱的家庭状况后，张鸿祺主任就竭尽所能地帮助她。为了让她学习知识和技能，能开始新的生活，张鸿祺主任给她买轮椅，帮她联系校长，并资助她上职业学校。
故事3 手术室外的被骂和监护室的喂粥
我们科室还有一位女大夫叫段婉茹。一天晚上，一位缺血组的患者在血管造影时发生栓子脱落，紧急溶栓后回到监护室。夜里2点，患者的意识障碍加深，出现了脑疝，查CT后，发现脑内大片血肿。情况危急，主刀医生在从家赶来的路上，段婉茹抓紧时间联系手术室、麻醉，做术前准备。
在紧急把患者推往手术室的路上，她才有机会边推车边和家属交代病情和手术的风险。家属追着车，一边跑着一边听着，可能没听明白，连跟他们说话的大夫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因为大夫戴着口罩。经历了一夜的奋战，患者终于转危为安，此时已是第二天早晨上5点多了。段婉茹疲倦地走出手术室，正想告诉患者家属“一切都好”，没想到家属愤怒地把她骂了一顿，并质问道：“你是谁啊？我们等了一宿，也没见着你们大夫，你们到底做什么了？”
段婉如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并没有责怪患者家属的意思，而是为了提醒自己以后怎么可以做得更好。她说：“我需要自省，我让病人在外面等了这么久，担忧了这么长时间。”
作为一个女大夫，段婉如有很多的细腻之处。她在监护室的时候，有一个8岁的孩子，因长时间住院，吃不进去东西而插着胃管。拔了胃管之后再插时，小孩死活不想再插胃管。段婉茹心疼孩子，琢磨“是否一定要插胃管？”她仔细听了听小孩的肠鸣音，觉得比前两天稍微好一些，就问“宝宝想吃什么？”小孩低声说，“想吃大米粥”。小孩的妈妈在一旁补充说，在家乡她们每天都吃大米粥，可是来北京后只有小米粥，没有地方买大米粥。
段婉茹赶忙请假回家，熬好大米粥，然后带到医院。当她把大米粥端来喂小孩时，奇迹出现了，小孩真的一口口地喝下了一碗大米粥，居然没有吐！“那就不用插胃管了。”从那天起，段婉茹每天都给小孩熬大米粥，一趟一趟地带来喂她。慢慢地，小孩开始有精神了，体温逐渐降低了，脸上也有笑容了。就这样，小孩居然好起来了。
这样的细腻，体现的正是医生对患者的用心和关爱。（本报记者李阳和整理）
后记
学会“找证据”，还要学会“讲故事”
□本报记者 孟小捷
凌锋教授讲述的科室医生一个个用心的故事，深深触动了座谈会现场的每一位听众。2000多份叙事病历，记录的不仅是医生与患者交往中那些难忘的场景、故事，更是医学人文精神在临床实践中的生动体现。它让大家意识到，要想做一位好医生，不仅要有技术的磨砺，更要有心态的历练，心境的考量。
“叙事医学”是2001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教授丽塔·卡蓉提出的。丽塔·卡蓉发现，技术日益复杂的当代医学是以牺牲病人和医生的关系为代价的。医生似乎没有时间去思考和理解病人所要面对的痛苦，而病人则期望医生能够理解和见证他们的苦难，并在这个过程中与他们同在。医生还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方法进行自我反思，坦诚地与其他医生谈论对医疗实践的困惑等。从这点出发，她认为病人和医生都需要一种新的医学形式，即叙事医学。
2011年11月，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召开了首次叙事医学座谈会。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提出，现代医学不仅要学会“找证据”还要学会“讲故事”。而叙事医学对于建构临床医生的“叙事能力”意义深远，这种能力有助于临床医生在医疗活动中提升对患者的共情能力、亲和力和自我行为的反省力。叙事医学是推进医学人文走进临床的一个重要途径。
叙事医学成为开启科室人文建设的抓手
在我的办公室挂着一幅字——“用心”。这是我国著名书画大师饶宗颐先生90多岁时给我题的字。我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字，是源于“刘海若事件”。
2012年，我们救活了刘海若。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有多特殊，但是媒体记者对此事非常关注，很多记者打电话问我：“你是靠什么救的她？”这也促使我去思考和总结。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我们靠的就是四个字，一是“用心”，我们团队的医生和护士都特别用心地治疗；二是“理念”，即整体自洽的理念。
从那时起，“用心”这两个字就扎在了我的心里。对于医生来说，如何才能做到“用心”？
我们看到，医暴事件发生后，会有公安部门的介入处理。但是从医生的角度而言，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我们的内心是不是温暖？如果我们不够温暖，即使有再大的强势试图去“摁住”医闹，恐怕也难以做到，医闹还是会有。我处理过很多医闹事件，我发现，有的时候，就是医生的一个眼神，一句话语，甚至是一个举动，都可能刺激了患者，让他作出难以想象的举动。这也让我意识到，做一个温暖的有人文精神的医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怎样培养医生的人文精神呢？2011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召开的一次医学人文研讨会上，韩启德院士向全国医务界推荐“叙事医学”，希望从医生做起，做有温度的医生。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叙事医学，一下就觉得找到了推动医学人文的一个抓手。
目前，我国医生的人文教育是有所欠缺的。医学生到医院实习，也只想着学技术，人文完全被冲淡了。而要强化医生的人文教育，毕业后的继续教育非常重要，尤其是毕业后的7年，是一个医生技术、经验和人文定型的关键时期。如果年轻医生技术练好了，人文这一块也形成了，那他一辈子就是一个好医生；如果只是技术提升了，而人文这一块缺失，他就会是一个冷医生。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医生技术越强就越高冷。这是很危险的。
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在主管全国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的规范化培训时，就强调“人文是必修”，而且实行“一票否决制”。
从2012年起，我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就规定所有年轻医生，包括住院医生、进修医生、研究生都要写叙事病历，每人每月一篇。带着这样的任务，我们的医生就会在诊疗时多留心问一下患者，家庭怎么样？经济状况怎样？亲戚朋友怎么样？得病痛苦的状态怎么样？一开始，很多年轻医生是被逼着去写，但写着写着，这些温暖的东西、人文的精神就扎进了他们的心里。
迄今为止，我们科室的医生已经写了2000多份叙事病历，每一篇都让人感动。我们把这些内容进行汇编，马上要出一本新书，书名就是《用心》。在这些叙事病历中，手术前那严谨缜密的分析，手术中那一刀一剪的精确，手术后那无微不至的观察，决策时那设身处地的思考，无不体现着医生的人文精神。这里，我想从中选几个医生的故事与大家分享。
故事1 医生的最高境界是“良心手术”
鲍遇海主任的手术做得非常漂亮，他是我们科里所有年轻医生心目中的“大神”。
他曾经做过一台岩斜区脑膜瘤的手术，手术做完后，助手看了一下说，“差不多了，咱们可以收场了”。可是，他不理会，仍拿着10厘米长的钻在两毫米大的骨头缝里一点点地磨藏匿于角落的少许肿瘤。整整花了70分钟的时间，才把那半个指甲盖点大的肿瘤清除干净。在手术接近尾声时，这70分钟对于主刀医生来说，是一种毅力、体力的极大考验，更是对医者良心的一种考验。
常规来说，这种手术在切除大的肿瘤后，骨头缝里的这点肿瘤很难切除干净。但这一点点的肿瘤恰恰是肿瘤复发的种子，是不是要把它完全清除干净，完全在于医生自己的良心。但是，鲍遇海主任做到了，这就是医生的良心手术。
鲍遇海主任还给一个17岁的孩子做过听神经瘤的手术。这个神经瘤有5厘米大，要切除这个肿瘤，同时又要保护面神经，是非常困难的。他为了保护孩子的面神经不受损伤，他采取了一个特殊的体位——半坐着，双手高举着，在显微镜下面轻柔地操作，以求最大限度地保护面神经。这个动作，他坚持了整整3个小时。他说：“这么大的听神经瘤，假如术中面神经损伤，孩子术后面瘫，尽管遗憾，但全世界的神经外科医生都不会责怪我的，因为太难了。但我内心是把他当做我的儿子来看待的。”
在鲍遇海主任看来，医生的最高境界不是“合格手术”，而是“良心手术”。
但是，鲍遇海主任也有自己的失误之处。他曾经信心满满地做完了一台手术，可术后不久患者就去世了，这对他来说是个极大的挫折。在那之后的5天，他头发凌乱，胡子拉碴，面色灰暗，眼睛血红，眼神暗淡而绝望，才几天光景，就被折磨得几乎没了人形。
事后，鲍遇海主任反省，“我过于自信，没有把5%的可能造成脑水肿的风险充分估计到，给了病人过高的期望。”他为此非常自责，在跟科室的医生说这件事时，泪如雨下。
故事2 把帮助别人视为己任
张鸿祺是我们科室现任的主任，他曾经接诊了一个急诊患者，叫多吉措，一个在京打工的藏族姑娘。马上要做手术，时间非常紧急。然而，陪她来的不是家属，不能进行术前签字。张鸿祺就给他的父母打电话，可她的父母不会说汉语。最后了解到多吉措有个姐姐在深圳，张鸿祺就给她姐姐打电话，可对方认为他是个骗子，不理他。但是，张主任没有放弃。他拿起手机，给多吉措拍了张照，又拍了张医院的照片，一起发给了患者的姐姐。多吉措的姐姐这才相信，在手机上给签了字发过来。
面对这样的难题，也许有医生会说，家属签字后才能手术，这是法律规定，我们不能违法。当可以得过且过的时候，很多医生不会努力想办法去救治患者。但如果我们的医生把帮助别人视为己任，此时人性的光芒则会照亮你的心扉，启动你的智慧。你会想尽一切办法跟家属或患者沟通，既抢救了患者，又完成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张鸿祺主任还治疗过一个脊柱脊髓血管畸形的患者。这个患者手术前就已是半瘫痪状态，做完手术后，就完全截瘫。实际上，对于这种病，世界上没有医生能治好。但张主任仍是耿耿于怀。在了解到患者的哥哥是智障，全家几乎是靠爸爸挣钱的家庭状况后，张鸿祺主任就竭尽所能地帮助她。为了让她学习知识和技能，能开始新的生活，张鸿祺主任给她买轮椅，帮她联系校长，并资助她上职业学校。
故事3 手术室外的被骂和监护室的喂粥
我们科室还有一位女大夫叫段婉茹。一天晚上，一位缺血组的患者在血管造影时发生栓子脱落，紧急溶栓后回到监护室。夜里2点，患者的意识障碍加深，出现了脑疝，查CT后，发现脑内大片血肿。情况危急，主刀医生在从家赶来的路上，段婉茹抓紧时间联系手术室、麻醉，做术前准备。
在紧急把患者推往手术室的路上，她才有机会边推车边和家属交代病情和手术的风险。家属追着车，一边跑着一边听着，可能没听明白，连跟他们说话的大夫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因为大夫戴着口罩。经历了一夜的奋战，患者终于转危为安，此时已是第二天早晨上5点多了。段婉茹疲倦地走出手术室，正想告诉患者家属“一切都好”，没想到家属愤怒地把她骂了一顿，并质问道：“你是谁啊？我们等了一宿，也没见着你们大夫，你们到底做什么了？”
段婉如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并没有责怪患者家属的意思，而是为了提醒自己以后怎么可以做得更好。她说：“我需要自省，我让病人在外面等了这么久，担忧了这么长时间。”
作为一个女大夫，段婉如有很多的细腻之处。她在监护室的时候，有一个8岁的孩子，因长时间住院，吃不进去东西而插着胃管。拔了胃管之后再插时，小孩死活不想再插胃管。段婉茹心疼孩子，琢磨“是否一定要插胃管？”她仔细听了听小孩的肠鸣音，觉得比前两天稍微好一些，就问“宝宝想吃什么？”小孩低声说，“想吃大米粥”。小孩的妈妈在一旁补充说，在家乡她们每天都吃大米粥，可是来北京后只有小米粥，没有地方买大米粥。
段婉茹赶忙请假回家，熬好大米粥，然后带到医院。当她把大米粥端来喂小孩时，奇迹出现了，小孩真的一口口地喝下了一碗大米粥，居然没有吐！“那就不用插胃管了。”从那天起，段婉茹每天都给小孩熬大米粥，一趟一趟地带来喂她。慢慢地，小孩开始有精神了，体温逐渐降低了，脸上也有笑容了。就这样，小孩居然好起来了。
这样的细腻，体现的正是医生对患者的用心和关爱。（本报记者李阳和整理）
后记
学会“找证据”，还要学会“讲故事”
□本报记者 孟小捷
凌锋教授讲述的科室医生一个个用心的故事，深深触动了座谈会现场的每一位听众。2000多份叙事病历，记录的不仅是医生与患者交往中那些难忘的场景、故事，更是医学人文精神在临床实践中的生动体现。它让大家意识到，要想做一位好医生，不仅要有技术的磨砺，更要有心态的历练，心境的考量。
“叙事医学”是2001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教授丽塔·卡蓉提出的。丽塔·卡蓉发现，技术日益复杂的当代医学是以牺牲病人和医生的关系为代价的。医生似乎没有时间去思考和理解病人所要面对的痛苦，而病人则期望医生能够理解和见证他们的苦难，并在这个过程中与他们同在。医生还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方法进行自我反思，坦诚地与其他医生谈论对医疗实践的困惑等。从这点出发，她认为病人和医生都需要一种新的医学形式，即叙事医学。
2011年11月，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召开了首次叙事医学座谈会。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提出，现代医学不仅要学会“找证据”还要学会“讲故事”。而叙事医学对于建构临床医生的“叙事能力”意义深远，这种能力有助于临床医生在医疗活动中提升对患者的共情能力、亲和力和自我行为的反省力。叙事医学是推进医学人文走进临床的一个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