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疗护(palliative care)传统上是针对身患绝症的病人而言。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AnnM．Berger认为，这种疗法也适用于慢性疾病患者。

大堆的教科书、各种各样的期刊杂志和文件夹、塞得满满的资料袋，还有精美装帧的全家福相框在书架上互相争夺着仅有的一点空间，这就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Warren Grant Magnusonl临床中心Ann M．Berger的办公室。这间屋子里除了20来个特大号的宽边草帽和一个装满杯子、碟子的小茶车外，可能是典型的医生办公室布局了。

对Berger而言，这些东西都是医疗工具，虽然有些是为放松身心而备的。当医生认为病人或病患家属需要提神的时候，屋里的这些帽子和茶具就派上用场了。然而在医院举办这种小型聚会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它是Berger在此成立安宁疗护服务机构时提出的一种特殊调节方法。

安宁疗护是医学上的一个分支学科，既可以治疗类似反胃与失眠的身体症状，也能够治疗焦虑与抑郁等心理疾病。正如43岁的Berger给它所下的定义：“安宁疗护是一种积极而富有同情心的治疗方法，主要针对病人、家属与护理者所称承受的身体、心理、社会以及精神方面的痛苦。”Berger认为，这种疗法应该从疾病确诊就开始，一直贯穿疾病治疗的整个过程。

Berger很早就亲身感受到了安宁疗护的必要性。在她l4岁那年的夏天，自己的生日刚过完不久，就眼睁睁地看着和蔼可亲的祖父死于膀胱癌。她亲眼目睹了家人如何困惑而又无力地承受疾病带来的痛苦，也感受到了疾病像恶魔般在家庭成员之间乱撞，然后又反弹到祖父身上。此后，无论是护士培训还是在医学院学习，Berger一直牢记着那些痛苦的经历。

Berger的才华终于有了合适的机会展露。20世纪80年代，安宁缓和医疗(HospicePalliativeCare)运动正处在积聚力量的时期，在解决绝症患者临终所需的众多问题上取得了迅速进展。同时，一些从事癌症护理工作的医生也致力于通过对患者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治疗来提高他们的生命质量。例如研究资料记载，每3个接受癌症治疗的病人中就有一个受到中度甚至严重的疼痛困扰，而晚期病患中比率高达60％到90％。但治疗疼痛的方法并未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充分应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医生在开处方时，对吗啡与止痛药的犹豫不决而造成的。

Berger在耶鲁大学医学院做研究员期间，就意识到自己应该在这个领域进行一番研究。1992年，她志愿在耶鲁大学成立了安宁疗护服务机构，三个月后她被聘为该学院的教师。从那时起，她就在40个长期从事护理服务的机构设立了安宁疗护服务。Berger与其他倡议者希望安宁疗护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而不是局限于只针对晚期癌症患者的传统模式。它必须解决影响病人家庭幸福的症状，如脱发、嗜睡、焦虑、易怒以及药物治疗的副作用(包括性功能障碍)。Berger认为，任何慢性疾病患者(尤其那些类似糖尿病、肺气肿、多发性硬化与心血管疾病等危及生命的疾病)都可能需要安宁疗护，而且应当在药物治疗前后进行。严重心脏病患者可能出现呼吸严重短促现象，甚至无法走到隔壁邻居家求救；他们也会变得像晚期病患一样的极度压抑与焦虑。

在临床中心，排队等候安宁疗护服务的患者首先要接受评估，看疾病症状与疼痛程度对病人生活质量的影响有多大。一旦评估工作完成后，Berger和她的小组就指定最好的医疗专业人员为其服务。他们的服务队伍从咨询顾问、按摩与音乐治疗师、营养学家、神职人员(甚至宠物治疗师与针灸医生)到外科医生和神经科专家，包括了在治疗过程中所有可以帮助病患减轻痛苦的人。

病人碰到的各种问题都意味着Berger在某一天之内会不停地应付一系列令人吃惊的事情。有时她利用高科技为某个病人对症下药；有时她又充当病人友好的听众、闲聊的邻居；有时她还以教师的身份，为医生和护士讲授安宁疗护的知识。例如，她回想起有一次一名患者呼吸困难，她建议使用喷雾式吗啡，而病人的肺炎医生(擅长诊断和治疗，但对症状处理却不是很在行)却认为这是一种边缘治疗法。于是，Berger拿出自己曾参与编辑的一本医学教科书，指出其中的一章详细描述了喷雾式吗啡的用法。从那以后，这位肺炎医生就经常给病人开喷雾式吗啡。

同时，Berger也非常关注她认为同等重要的事情——对临床中心的医生与医护人员进行安宁疗护。“每天面对痛苦是一种情感上的折磨，”Berger解释说：“当你的病人一个个病入膏肓时，随着时间的流逝，你要应付的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危急抢救，而且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也会接踵而至。”医疗中心的医护人员几乎没有机会克服治疗失败给自己带来的心理压力。Berger指出：“医护人员如果不能调整治疗失败所带来的心理压力，他们就无法为病人排忧解难。”

Berger亲身体会到，这种完整的安宁疗护体系在普通医院是无法开展的，除非医院领导制定严格的工作制度。据Berger观察，缺少制度约束的安宁疗护计划通常不会维持太久。

在医学界，安宁疗护并没有引起太多明显的反对，但这种疗护方式对一些基础的医学假设提出了挑战。美国纽约BethIsrael医疗中心安宁疗护科的负责人RussellK．Portenoy说，病人一般都会陷入“自己为什么会得这种病”的困扰中，而这样的质疑会威胁到病人信仰的基础结构。他认为“病人的这些忧虑往往需要那些非精神病专家的医师来安抚，使其降低到最小程度。”

Berger希望每家医院都至少有一名医生或护士接受培训并可以专门从事安宁疗护工作。她成立了一个NIH工作组并担任组长，该工作组的目标是在全美各地建立安宁疗护体系。但经费欠缺的医院如何能负担起呢? Berger认为，大多数医院可以从小规模开始。她指出，安宁疗护会降低医院的总成本(如通过帮助病人尽早出院或减免二次住院的治疗等)。临床研究正在对安宁疗护的经济可行性进行评估。

如果Berger对自己事业有任何疑虑的话，这些疑虑都在2000年8月NIH安宁疗护小组工作开始步入正轨3天后，烟消云散了。自从被确诊患有乳腺癌后，Berger就一直与病魔作斗争，而且手术完成后她仍旧保持高昂的斗志。这一亲身经历增强了她对威胁生命的疾病的研究兴趣，而这次是从听诊器的另一端来理解这个问题：“当我成为病人的时候，发现自己不但希望得到治疗，而且希望(作为一个正常人)得到关怀。后来我的愿望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