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升了民众的健康水平，但同时也成功地制造出了维持生命的模糊区域。当死亡开始时，穷尽各种医疗手段而延续的所谓“生命”却痛苦不堪。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20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民革江苏省委会副主委李玉生建议，实施生前预嘱，推进落实舒缓医疗。

李玉生表示，欧美多国推行过“生前预嘱”的做法。生前预嘱是生命个体在健康意识清醒状态下签署的、申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且表达能力丧失的情况下，使用或不使用某些医疗处置措施的书面文件。而实现“生前预嘱”追求的有尊严离世的重要手段是舒缓医疗，又称安宁疗护，它的核心是以最大限度降低疼痛为主要内容的各种症状控制。

在我国，2006年2月, 首家倡导“尊严死”的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成立，他们致力于：一是使更多人知道什么是“尊严死”以及如何通过建立“生前预嘱”，按照个人意愿实现这个愿望；二是使更多人知道在生命尽头选择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以保持尊严是一种权利；三是通过推广使用“生前预嘱”，使遵从个人意愿的“尊严死”在中国法律环境下变成事实。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推广“生前预嘱”的呼声和行动频频，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设立生前预嘱注册中心，舒缓医疗机构也在探索和建设当中。

李玉生提出，“生前预嘱”缺位面临以下问题：

疾病终末期患者常处于极低质量的生存状态。在抢救危重病人时，现代医学广泛使用气管插管、机械通气、血液透析、心肺复苏等支持治疗措施，这些措施固然可以挽救一部分病人，但对一些目前医疗水平尚无法治愈、病情无法逆转的晚期癌症、脑死亡、植物人、多器官功能衰竭终末期等病人，这些生命维持技术并不能换回其生命，而只能使其处于极低的生存质量状态，使得患者及家属承受巨大的痛苦。

疾病终末期患者医疗费用昂贵。据统计，美国医疗全部支出的30%消耗在病人临终的最后六个月内。在中国情况似乎更为严重，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每年近75％的医疗支出是用于生命末期的半年。耗费如此巨大，除了医疗设备不断更新之外，对于无望治愈的终末期病人不合理的治疗是主要原因。而据估计，我国医院内1/3的危重症病人，其抢救是无谓的。

为此，李玉生建议：

大力宣传和倡导“生前预嘱”和“舒缓医疗”。“生前预嘱”追求有尊严的自然死亡理念和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存在差异，让社会大众深入了解“生前预嘱”和“舒缓医疗”是推进各项工作的基础。建议政府及社会各界大力宣传和倡导“生前预嘱”和“舒缓医疗”，指导社会大众了解和使用“我的五个愿望”。《我的五个愿望》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生前预嘱”文本，可通过医院、护理院、律师事务所、社会公益组织等摆放该文本，指导社会大众了解和使用。

加快落实国家卫健委建设安宁疗护中心的通知要求。安宁疗护中心是为疾病终末期患者在临终前通过控制痛苦和不适症状，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护和人文关怀服务，以提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离世的医疗机构。2017年初，国家卫健委下发《关于印发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建议进一步积极落实该通知要求，考虑在全国各地设立或者引入民营资本建设安宁疗护中心，为“生前预嘱”提供技术保障。

推进“生前预嘱”的实施，适时成立“生前预嘱注册中心”。“生前预嘱”的实施，需要法律保护。建议发挥律师事务所的作用，在本人和家属同意、支持的情况下，签署“生前预嘱”。可以从特殊群体（比如计划生育失独人员）开始，逐渐推进。在积累一定资料的基础上，适时考虑成立“生前预嘱注册中心”，对律师见证下签署的“生前预嘱”文本进行备案，做到有据可查，从而防范和避免可能发生的法律风险。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生前预嘱注册中心”指导和监管。同时，积极研究，尽早制定有关的上位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