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临终遗言并不是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人们死前的状态也不是意识清醒的大爆发。随着人们的寿命增加，临近死亡的过程变得缓慢，研究如何与临终前的人进行沟通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译自TTheatlantic原标题为" What People Actually Say Before They Die"的文章。

莫特·菲利克斯（Mort Felix）喜欢说，他的名字读起来就像两个拉丁单词，意思是“快乐、死亡”。他身患流感的时候，常常开玩笑地提醒妻子苏珊(Susan)说，他希望在自己弥留之际能听到贝多芬的《欢乐颂》(Ode to Joy)奏响。但在他77岁，生命真正走到尽头的时候，他躺在加州伯克利家中的书房里，身体被癌细胞所吞噬，意识被吗啡所控制。那时的他对音乐不感兴趣，也无法进食。“我受够了，”他告诉苏珊，“谢谢你，我爱你，但真的够了。”第二天早晨，苏珊下楼时发现菲利克斯已经死了。

在临终的那三个星期里，费利克斯一直在说话。他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同时一生也都在写诗，虽然他临终前的那些话常常是毫无意义的，但这似乎是源于他对语言的关注。他有时说“悲伤的事情太多了”，有时又会说“就让我从这里下去吧”。让他家人吃惊的是，这位一生信奉无神论的人也开始对天使产生幻觉，抱怨房间太拥——尽管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

菲利克斯53岁的女儿丽莎·斯麦特(Lisa Smartt)一直在记录他说过的话，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她坐在父亲床边，把这些话记了下来。上世纪80年代，斯麦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主修语言学，后来她的职业是教成年人读写。她认为，对她来说，写下菲利克斯的漫谈是一种面对父亲死亡的方式。她自己也算是个诗人(小时候她给人作诗，三首一便士，就像孩子们卖柠檬水一样)，她欣赏父亲无拘无束的句法和超现实主义的意象。斯麦特也想知道她的这些笔记是否有科学价值，最终她写了一本书，《临终遗言》(Words on the Threshold)，于2017年初出版，书中分析了181位临终者(包括她的父亲)的2000句弥留之际的话语。

尽管这本书有局限性，但它是独一无二的——当我想知道人们临终时到底是如何说话的时候，这是我能找到的唯一出版过的作品。我知道有很多“临终遗言”很有说服力，也很清晰，但这些并不能从字面上显示出人临终时的语言能力。事实证明，几乎没有人研究过这种语言模式。我们要想了解某种严谨的语言模式，需要追溯到1921年，美国人类学家亚瑟·麦克唐纳(Arthur MacDonald)的著作。

为了了解人们“临死前的精神状态”，麦克唐纳考察了当时唯一可用的语言语料库——临终遗言选集，将人们的职业分为10类(政治家、哲学家、诗人等)，并将他们临终遗言分为讽刺、诙谐、满足等。麦克唐纳发现，军人在临终前最喜欢“要求、指示或警告”，而哲学家(包括数学家和教育家)经常有很多“问题、答案或感叹”。宗教和皇室成员会说很多话来表达“满意或不满意”，而艺术家和科学家很少发表这种观点。

德国学者卡尔·古斯克(Karl Guthke)在他的《临终遗言》(last words)一书中写道：麦克唐纳似乎是唯一一个曾经尝试通过量化来研究临终遗言的人，他探讨了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对临终遗言的迷恋。麦克唐纳的研究表明，我们需要搜集更多人们在生命最后阶段语言和非语言能力的数据。古斯克反复强调的一点是，17世纪以来,多种语言编撰的临终遗言文集，是一个时代对死亡的关注和着迷的产物，而不是像纪录片一样的历史事实。这些文集对于我们研究人类垂死之时的语言能力几乎没有什么价值。

当代的研究方法胜过以往的雄辩独白，更关注于情感和人们之间的关系。比如，出版于1992年的《最后的礼物》一书，作者是临终关怀护士玛吉卡拉（Maggie Callanan）和帕特里夏·凯利（Patricia Kelley），以及出版于2007年的《最后的对话》一书，作者是德州州立大学通讯研究学者莫林·基利（Maureen Keeley）和洪堡州立大学名誉教授朱莉（Julie Yingling）,这两本书都旨在帮助生者能更好的与临终的人进行交流。如今，更多的人以更科学的方式研究临终谈话，甚至是临终的非语言交流。Callanan和Kelley写道:“当一个人变得越来越虚弱、越来越疲倦时，与他人的交流就会变得越来越微妙。即使人们虚弱得说不出话来，或者失去知觉，他们依旧能听见，听觉是最不容易消失的感官。

老布什（美国第41任总统George H. W. Bush）死时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儿子小布什（美国第43任总统George W. Bush）说“我也爱你”。这件事被很多媒体报道过，但是Kelley说，这句话应该被放到当时的情景中解读，是小布什首先说的“我爱你”,在此之前还有和其他家人的一些对话。

Keeley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大部分的交流都是非语言的，因为人的身体停止活动，人们缺乏长时间说话的体力和肺活量。Keeley说:“临终时的人说话声音很小，而且话都很简短的，甚至只有一个字——这已经是他们竭尽全力的结果了。”有一些药物会限制人说话，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会妨碍人说话，比如口腔干燥，或者没有带假牙。她还指出，当病人无法打断或表示反对时，家属往往会利用病人的昏迷状态发表自己的看法。

许多人在这样的沉默中死去，特别是那些患有老年痴呆症或阿尔茨海默氏症，而早年就丧失语言能力的人。对那些临终时依旧有讲话能力的人来说，说话内容也大致相似。一位医生告诉我，人们经常说“Oh fuck”,然后通常是妻子、丈夫或孩子的名字。哈乔·舒马赫(Hajo Schumacher)在9月份《明镜周刊》(Der Spiegel)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临终关怀中心的一名护士告诉我，临终之人的遗言往往很相似，几乎每个人都在最后一口气都在呼唤‘妈妈’。”

家属与临终的人之间的互动很吸引我，有一部分原因是当内容被记录下来时，其中的一些微妙的东西被遗漏了。我有一个语言学家朋友，他和垂死的祖母坐在一起时说出了她的名字。他的祖母睁开眼睛，看着他，然后去世了。这段平淡无奇的描述遗漏了很多内容，比如他在向我描述这个过程时停顿的方式，以及他中的颤抖。

但是在科学文献中并没有关于遗言话或人们生前最后一次互动的描述。在语言上，大多数是关于谵妄的一些细节描述，比如失去意识、说话障碍、坐立不安以及不愿与人交流等。所有年龄段的人在手术后都可能会出现谵妄，在人的生命末期也很常见，这是脱水和镇静过度的常见症状。谵妄非常频繁，对此新西兰精神病学家桑迪·麦克劳德(Sandy McLeod)写道，“在恶性疾病的最后阶段，患者保持精神清醒甚至可能被视为异常。”大约一半从术后谵妄中恢复过来的人都认为那段经历是迷幻恐惧的。在瑞典的一项研究中，一名患者回忆说，“手术之后，我确实有点累了……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眼前模糊不清。”有多少人在接近死亡时处于类似的状态？对此我们只能猜测。

随着数十年来对儿童、婴儿甚至子宫内胎儿的科学研究的进展，我们对语言的起源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如果你想知道语言是如何在死亡中结束的，几乎没有什么可参考的研究，只有痛苦获得的一手资料。

父亲去世后，丽莎·斯麦特(Lisa Smartt)对父亲说过的话充满了疑问，于是她找到了一些研究生院，想对临终遗言进行学术研究。在遭到拒绝后，她开始自己采访家人和医务人员，这也促使她与弗吉尼亚出生的精神病学家小雷蒙德穆迪(Raymond Moody Jr.)合作。小雷蒙德穆迪最著名的作品是1975年出版的畅销书《后人生》(Life After Life)，书中描述了“濒死体验”。长期以来，他一直对他所谓的“临终胡话”感兴趣，并帮助斯麦特完成了《临终遗言》(Words on the Threshold)一书的创作。这本书是根据斯麦特父亲的话，以及一个名为“the Final Words Project”的网站收集到的资料完成的。

她注意到的一个常见语言模式是：当她的父亲菲利克斯使用it（它）和this（这）等代词时，其实并没有明确指代任何东西。有一次，他说:“我想把这些东西拉到地面上来……我真的不知道……不需要再束缚了。”“这些”是什么意思？他对自己身体状态的感觉似乎一直在变。他会说“我得下去一趟，我必须下去”，尽管他下方什么也没有。

他还会重复一些毫无意义的单词和短语，比如“The green dimension!绿色维度!”(重复在痴呆症患者和精神错乱患者的讲话中很常见。) 斯麦特发现，重复的动作往往表达了诸如感恩和抵抗死亡等主题。但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主题，如圆形、数字和运动。她的父亲菲利克斯曾说“我得下车，下车！生命的列车。”

斯麦特说，她最惊讶的是人们在死前一段时间讲述的故事，这些故事似乎是在几天之中逐渐展开的，支离破碎。一开始，有个人提到一列火车在车站坏掉了，几天后又提到火车修好了，几周后又提到火车向北行驶。

斯麦特说“如果你在房间中听到你亲人说‘哦，有个拳击冠军站在我床边’，那听起来就像是一种幻觉。但随着时间推移，你会发现你的亲人一直在谈论拳击冠军，让他穿那个，或做这个。你会想，哇，原来这是一个故事。”她认为，追踪这些故事线索在临床上可能有用，尤其是随着故事的发展到结局，这可能反映出一个人对生命即将结束的感觉。

在《最后的礼物》（Final Gifts）一书中，临终关怀中心的护士Callanan 和 Kelley指出，“濒死的人经常用旅行打比方，来提醒身边的人，自己是时候离开人世了。”她们举了一个17岁女孩的例子，她死于癌症，当时她因为找不到地图而心烦意乱。“如果我能找到地图，我就能回家了!”地图在哪里?我想回家!”Smartt也注意到了这种关于旅行的隐喻，她写道，一般来说，濒死的人似乎更喜欢隐喻。(然而，患有痴呆症和阿尔茨海默氏症的人很难理解比喻性语言，研究其他文化中死亡的人类学家告诉我，有关旅行的比喻并不那么普遍。)

即使是对临终前语言基本的描述，也有很多好处。这不仅会促进语言的理解，而且还会给垂死的人自身带来好处，同时也有助于相关工作人员更好开展工作。专家告诉我，研究更详细的思维改变路线图可以帮助人们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并给他们一些控制感，同时还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与临终者进行沟通。对处于不同文化框架的临终关怀护士的培训还应该考虑到文化隐喻的差异。

随着人寿命的延长，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医院等机构中死去，临终沟通只会变得更加重要。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不会像他们的祖先那样迅速而突然地死去。由于医学的进步和预防保健，大多数人可能会死于某种癌症、某种器官疾病(主要是心血管疾病)，或者仅仅是死于高龄。这种死亡通常是漫长的，而且很可能发生在医院、临终安养院或养老院，这些机构通常室有医疗专家小组监护的。人们只有在能够交流的情况下，才能参与决定对自己护理的方式。对于临终前语言的研究将给予病人更多的能动性。

但是，研究临终语言和互动仍然存在很大挑战，因为文化上对死亡有禁忌，伦理上也习惯临终者有科学家陪伴左右。专家们还向我指出，每一次死亡都是独一无二的，呈现出科学难以应对的多样性。

在卫生保健领域，优先事项由医生确定。Wen-ying Sylvia Chou是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癌症研究所行为研究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同时负责临终时医患沟通相关研究的资金投入，他说：“我认为致力于研究临终前交流模式和行为的研究很难得到资助,因为像NCI这样的机构会优先考虑直接降低患癌症概率的研究，如干预以提高疗养沟通。”

尽管Smartt的书有缺陷，但它在建立语言数据库和研究语言模式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这是就像是儿童语言研究早期迈出的第一步。关于儿童语言的研究最早开始于19世纪，最著名的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记录孩子说的和做的事情，从那时这个领域才开始腾飞。(1877年，达尔文发表了一篇关于他儿子威廉姆(William)的传记小品，其中提到了他的第一个词:妈妈。)这种被称为“日记研究”的研究，最终形成了一种更为系统的研究方法，而早期的儿童语言研究本身不再局限于单纯研究第一个单词。

“著名的临终遗言”是浪漫死亡观的奠基石——它错误地认为一个人在去世之前的状态是意识清醒的“最后爆发”。美国家庭健康机构Intrepid USA的首席合规官鲍勃•帕克(Bob Parker)表示:“死亡的过程非常深刻，但它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深刻。临终遗言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病人不是这样去世的。”

原文链接：https://www.theatlantic.com/family/archive/2019/01/how-do-people-communicate-before-death/580303/

编译组出品。译者：Jane，编辑：郝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