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秀英指出，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临终关怀是一项节省医疗费用的有效照料方法，是解决濒危病人家庭照料困难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发达国家，有70％至80%的老人享受到了临终关怀；但在中国，99%的老人没有享受到类似的社会关怀。

　　在提案中，戴秀英分六个方面总结影响中国临终关怀事业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分别是：尚未建立起来自政府层面的政策支持和制度，致使临终关怀无法可依、无章可循；逐渐增加的临终关怀服务需求量，与实际可提供的临终关怀服务之间，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临终关怀服务机构由于缺乏来自政府部门的政策指导，其运作模式、资金来源、管理方法、服务设施、服务标准、服务质量等均有待改善。此外，中国临终关怀机构的服务队伍建设总量不足、专业素质有待提高；还有受传统文化影响，我国人民的生死观，需要历经较长的过程才能改变。而人民群众，甚至部分医务人员，对临终关怀的概念和内涵也不甚理解。这都是在中国推动临终关怀服务面临的瓶颈。

　　戴秀英建议，政府应成立管理临终关怀的工作机构，隶属于相应的医疗卫生部门，其成员可以由民政、人事、卫生、财政等部门的专家兼任，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的处理和运作，并向国家立法机构提供建议，使临终关怀的服务标准、团队建设、资金来源等各方而都步入到法制化轨道

　　戴秀英还提出，政府作为临终关怀事业责任主体，可将城乡居民的临终关怀医疗服务纳入我国医疗保险之中。资金由三方筹措：单位或集体缴纳一部分；社会捐助（红十宇会、福利彩票收入）承担一部分；不足部分由国家财政予以补贴。可以努力开发多种资金筹措渠道，鼓励合资、私营等多种形式的融资模式，在临终关怀医疗服务的税收、用房、收费方而给予财政优惠。

　　她还建议，中国应该加强全民生死观教育，积极地开展生死观教育，形成临终关怀的新理念。包括加强医护人员对临终关怀技能的培训，树立科学的死亡观，即尊重生命的神圣性，也不勉强延续生命，从而浪费有限的医疗资源，更好地为临终患者服务；亦应引导临终患者及家属正确地认识死亡并坦然地接受死亡，及时地调整心态，使临终患者有尊严地度过人生的最后旅途。对在校医护学生，则可开设死亡教育、临终关怀等相关人文课程，以适应中国临终关怀事业发展对高素质专业人才的需求。

　　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医管局前主席胡定旭也递交了有关推广生前预嘱和缓和医疗的提案，呼吁将缓和医疗纳入医疗保险体系。

　　缓和医疗（Palliative Care）作为一门学科，已有近50年的发展历史。在世界范围内，癌症缓和医疗早已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全球癌症预防和控制策略的四大战略目标之一。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缓和医学的原则：“维护生命，把濒死认作正常过程”；“不加速也不拖延死亡”；“提供疼痛的缓解服务”；“提供支持系统以帮助家属处理丧事并进行抚慰”。在实施缓和医疗过程中，还特别需要考虑到患者和家属“躯体、精神心理、社会和灵魂”的需求。

　　胡定旭曾在提案中提到，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加剧，实施缓和医疗已经刻不容缓。但令胡定旭感到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大陆地区的缓和医疗几乎还是空白，医学院还没设立独立学科，医院还没有缓和医疗病房，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胡定旭告诉财新记者，根据香港经验判断，“缓和医疗非常节省。”他介绍，在香港，一个人生命末期的医疗费用占到一生医疗费用的90%，在北京的统计则是80%以上。

　　截止目前，香港共有16间缓和护理中心提供舒缓医疗服务，病床总计有三百多张。收费则按照香港医管局的收费标准。以香港沙田医院为例，接受缓和医疗的香港居民住院一天，费用只需100港币；上门居家服务，一次收费在100港币以内。

　　相对而言，在内地的收费则高昂得多。根据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副会长周大力掌握的数据，在江浙地区进入缓和医疗病房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是24天，最长为6个月。“一个进入生命末期的病人，如果进入普通医院或ICU病房，平均费用是15000元，进入缓和医疗病房的人均费用为5000元。”周大力向财新记者解释说。

　　目前，缓和医疗已成为文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胡定旭认为，对于癌症晚期病人，当他们进入生命末期时，“必须有相应的专科病房接纳并实施缓和医疗。”

　　他的建议主要包括：在大城市选择养老和医疗机构进行试点，并在试点中将缓和医疗纳入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与居家养老政策相配套，在社区医院中设立缓和医疗病房；提高缓和医疗医护人员待遇并提供必要培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