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9日晚间，在几位亲人的陪伴下，母亲张秀莲在医院病房停止了呼吸。她死于直肠癌及一些列并发症所致的多器官功能衰竭。此时距离2016年3月直肠癌确诊，历时37个月。

面对绝症、临终、死亡，她理性、务实，明智、豁达，死得平静、安详，算得上“好死”，给我启发和示范；陪伴她的过程中，我也对国内的临终安养医疗现状有所观察和思考。

《最好的告别》作者阿图·葛文德说：

在一场无法获胜的战争中，最好的将军不是战斗到全军覆没，而是既懂得怎样攻取能够赢得的领土，也知道无法制胜时如何投降的人。

面对死亡这场无法获胜的战争，我妈表现得像一个进退有据的优秀将军。

1981年，妈妈做过结肠癌手术，那时，她有强烈的求生欲望，主要原因是还没有把我抚养成人，这次癌症复发，她断然谢绝再次手术，并娓娓道出理由：

以她88岁的高龄，来日无多，没必要承受手术的痛苦和不可确知的后果；

人终有一死，死前的癌痛及种种痛苦，她都理解和接受；

她还没有疼痛，还能自主生活，她要充分享受当下，而不愿意接受手术后哪怕卧床半个月一个月，必须依靠他人照顾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她已经圆满完成了人生责任，世间已无牵挂之事——至于父亲，她知道我和哥哥会照顾好他。

妈妈的分析在情在理，我和家人理解她的决定。其后她进入了一生中最轻松自在的时候，随时欢声笑语，尽情享受亲情，她觉得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

我们的习俗忌谈死亡，我妈不仅经常谈起，并且早就对相关重大事项做了明确交代，避免了家人代她做决定的压力。

她对过度治疗有清醒的认识，屡次告诫我们绝不可在她生命垂危时实施抢救，不进ICU、不插管、不接受呼吸机、鼻饲——她说这些都是“活受罪”。如果不是她明确指示，难说她不会“享受”某些“待遇”。

传统文化讲究厚葬，我妈谢绝了老家弟妹子侄归葬的邀请，也谢绝了我们为她购买墓地的心意，要我们把她的骨灰 “撒到家乡的河里”——何其超脱，何其诗意！可是，如果不是她明确指示，我们肯定只能从俗。 

父母去世，好多子女会抑郁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妈生前就给我（们）做了极好的开解。她经常表达对我（们）的满意、信任……我（们）完全不会有没为她尽责的担忧和遗憾，平静、喜悦接受她的死亡。

当然，要说美中不足，也是有的。如果有居家临终安养服务，妈妈就可以如愿死在家里；如果医院提供真正的临终医疗，妈妈会走得更轻松。 

2017年12月下旬，妈妈在癌症确诊后第一次住进了医院。这是本地唯一一家建立了临终安养科的大医院。她在这里的住院体验不好，之后不再对医院抱有希望，准备在家等死。

2018年春节后，她几乎完全倒床，经我和女儿劝说，她同意再次住院。临出门时，她后悔了。她怕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了，抓着沙发，哭着说她想在家里死。可是，我们和她都不确定在家死亡的过程会经历怎样的痛苦，要死也要去医院死。

此后直到8月20号，她反复住院，但只要情况好一些，她就要求回家，每一次回家，她都做好了不回医院的准备，可是，过不了几天，又因发烧、虚弱，我们无法处理，只好又把她送回医院。

8月20号入院之后，病情更加恶化，不久开始出现心衰，她逐渐彻底卧床，几乎完全不进食，主要靠静脉输入养分维持生命。

死在医院并非妈妈的心愿。

因为没有机构提供居家临终安养服务，我们只好送她去医院，但是，我没有找到真正提供善终安养服务的机构，她后来入住了医院的老年科，还是以治疗为主（这是他们的职责）。

激进的营养支持和抗菌素治疗延长了生命，同时也意味着也延长了死亡过程。对于这种治疗，妈妈有质疑和抱怨，但她也从来没有明确拒绝，因此也就从来没有停止。直到昏迷5天之后，去世之前3天，才停止了营养支持；直到死，还输着抗菌素及其它液体。

当代医疗技术有能力延缓死亡过程，未必一定是福音，也可能是“活受罪”、“昂贵的刑罚”。临终医学专家指出，无论延长多久，生命最后几天的模式，以及我们实际死亡的方式，一如既往。

临终过程中，什么时候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退守，什么时候彻底停止治疗，有关死亡的质量，值得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