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性情耿直。

昨天中午，谈到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的根本原因，钟南山认为，就是公立医院的定位问题没有解决，分级诊疗、三级医疗、药价改革等等，都是医改的下游问题，而恢复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定位，则是医改的上游问题，“只有解决了上游问题，下游问题才能解决”.

新京报：近来一些医生离开公立医院自己组建医生集团。如果给你一笔投资，你会不会也组建一个？

钟南山：目前我不准备搞“医生集团”,我还有任务，要带人，休息日还要多点执业，没有时间。我的两个朋友，两个院士，都搞了“医生集团”.

新京报：这两位院士搞“医生集团”的初衷是什么？

钟南山：我的两个朋友说，觉得在公立医院实现不了他们的想法，搞“医生集团”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也能得到体面、合理的收入，这是他们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赚钱，是觉得在体制里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新京报：你觉得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钟南山：由于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医改是从深水区进入了溺水区，基层医护人员受到了冲击。医护人员本来是医改的主力军，现在却成了阻力军。我非常希望能很好地解决公立医院公益性问题。

新京报：能举例说明吗？

钟南山：我给香港一家公立医院的医生朋友介绍了一名糖尿病患者，希望他能帮这个患者挂个号。可是不行，因为按照他们的规则，公立医院的患者必须是家庭医生推荐上来的，不能这样挂号，这就是分级诊疗。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体制。公立医院的公益性问题，脱离市场化的引导、脱离市场化的机制，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新京报：你认为应该怎么解决？

钟南山：医改这么多年，公立医院的公益性问题为什么一直没有解决呢？因为医护人员的收入，这钱该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如果都由政府给的话，医生有了基本保障，那么他就不需要发愁每天看多少病，发愁开多少处方，这些跟他没有直接关系，很多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否则，始终靠市场化作为导向，问题都解决不了。

新京报：我国多年前就参加了控烟公约，但到目前国家层面的控烟法律还没有出台，你觉得卡在了哪里？

钟南山：新加坡、瑞典、中国香港，包括美国，抽烟率都降到20%左右，可中国男性的抽烟率还是接近50%,全民抽烟率大概达到35%,为什么我们控烟控得不好？关键在于政府。

以前烟草专卖管理局和控烟是在一个单位，可以想象一下，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控烟怎么可能搞好？

新京报：后来有改变吗？

钟南山：我们多次提，提了很长时间，现在烟草专卖管理局和控烟是分开了，可烟草专卖局还是很多省纳税的支柱性产业，对于支柱性产业来说，它对经济的影响和它造成的健康的影响，永远说不清，因为没办法进行统计和研究。控烟问题的核心，还是利益问题。

新京报：近年来，全国多地都推出了控烟条例。

钟南山：我觉得现在各个地区，北京控烟是做得最好的，特别是在公共场所的控烟。

医生收入的钱该从哪里来？

钟南山跟几个研究所一起做了调查，现在医护人员平均收入是年6.9万元，相当于社会平均收入的1.12倍。

在英国，医护人员平均收入是社会平均收入的3.5倍，美国是5—6倍。这是医护人员，医生的收入更高，在中国香港，公立医院医生的收入是社会平均收入的9倍。

医护人员的收入，钱从哪里来？钟南山认为，这是医改最根本的问题。必须打破医护人员收入与科室收入、医院收入挂钩的局面，加大政府投入，医疗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不能推给社会，不能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