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求医病人家属怒斥『号贩子』」的新闻，在春节后继续发挥影响。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接连出台措施，铲除「号贩子」的生存空间。最近北京卫计委又有文件曝光，要求清理「医务人员通过商业公司预约挂号加号谋取不正当利益」。

卫计委的又一文件

文件针对「第三方」商业平台，要求医务人员限期解除跟「第三方」的合作，措辞非常严厉。

文件将医务人员与商业公司的合作界定为「利用工作之便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限 2016 年 3 月 25 日，所有有此类行为的医务人员，应当自行解除与商业公司的合作，并将个人自查自纠（包括合作商业公司的名称、合作内容、收取费用、解除合作时间等情况）报所在单位备查」；如果医院清理不力，不仅将追究当事人责任，还要问责相关负责人。

据悉，北京地区部分医院已要求医生把「商业公司」的 APP 卸载，一些医生也开始主动联系部分提供预约挂号服务的互联网医疗企业，要求将自己的加号服务从相关 APP 上下线。

北京市的做法，自有特情在此：公立医院理应对一切民众平等开放。有的病人等候时间长，有的病人可以方便的加号，就算其中没有利益输送，对要等的病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更何况北京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性是天然的寻租天堂。目前北京市已经禁止医生写「加号条」现场加号，出台禁止医务人员与商业公司合作加号的措施顺理成章。

北京卫计委的做法不宜一刀切

北京市集中了全国顶级的医疗资源，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性配合无限求生欲望的人之常情，决定了优质医疗资源无法破解各种「插队」问题，只能采取技术手段提高「插队」的成本，让绝大多数人无力扰乱正常的排队秩序。但是北京市的做法，不宜「一刀切」推广到全国。

笔者身边的医院是国家卫计委直管，「复旦榜」排名前 30 名。但从笔者接触的范围看，这里的「看病难」没有北京大医院那么突出。本地除了个别知名老专家，多数科室的专家号在每天早上十点之前都能现场挂号成功。

笔者身边玩转各种 APP 和「挂号网」、「好大夫」之类可以为患者预约、留号的网站的医生，没有那些号源炙手可热的老专家，主要是 30、40 岁左右的少壮派。这些医生自身有跟患者沟通、建立相互信任关系的需求。

尽管挂他们的号没那么难，但是医生在给新病人和复诊老病号解惑之后一句「我给你留号」的承诺，对于身患疾病、前往陌生环境就医，内心充满焦虑和迷茫的病人来说，无异于饮下了一碗暖身的鸡汤。「加号」承诺对于这些医生来说，更多是跟患者建立和谐医患关系的感情牵挂。

第三方平台有利于医生精准选择病人

当前，我国分级诊疗制度仍在完善。由于患者就诊缺乏专业人士的指导，很多病人盲目就医，加剧了「看病难」，造成优质医疗资源浪费。医生利用第三方网络平台，针对患者病情精确匹配，以己之力弥补「基层首诊」指导转诊的缺失，把医疗资源介绍给最需要的人，既有利于医生筛选自己专精的病种，发挥长项，又有利于患者就医，避免求医波折。

北京市的文件把医生自发救济分级体系失灵的义务付出视作「不当谋利」，个人认为是唐突了医务人员的一片丹心。公立医院出于社会责任，在分级诊疗体系有待完善、患者将就诊自由让度给体系的专业人士成为共识之前，医生筛选病人尽管科学合理，在道义上却有一定的被动。但是，通过专业人士指导「对症就诊」实现的分级诊疗、双向转诊，仍然是未来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患者就诊体验的必然趋势。

第三方平台未必是末日

我们国家的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分级诊疗制度的完善和国家未来的财政状况，决定了三级医院不可能无限接诊、盲目扩张。当前我国财政和各种保险已经支付了卫生总费用的 68%，国家对卫生事业财政投入的增速已经领先于国家财政收入增速，国家对日益增长的人民健康需求，在投入上会更精细管理。

三级公立医院立足攻艰克难，运转成本较高，作为医疗资源和社保的运营者，国家会限制民众盲目就医、滥用优质医疗的就诊自由。未来，随着分级诊疗的完善，三级公立医院挂号会被严格控制，现场挂号取消、普通门诊压缩、非转诊病人就诊优先级下降等措施都会陆续普遍。在新制度完成磨合之前，民众调整就诊习惯的滞后可能使「挂号难」的现象出现抬头。

为此，医生们要有长远眼光。响应国家号召，走出医院，拥抱多点执业，促进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接触医生集团之类新的医疗服务组织，力所能及的为民众提供更多医疗服务，提供不同需求层次的服务。

建立医生自身品牌，医疗精英随民众需求自由流动，避免民众为了优质医疗资源盲目扎堆大医院，通过「供给侧」改革，才能解决「看病难」。在此趋势下，沟通医患双方的各类「第三方」平台，「好日子」才刚开始。

本文为丁香园特约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