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难想象；《环球时报》及其训练出来的簇拥者会如何对法国正在遭遇的这场浩劫进行议程设置：它们会再度拿出某种“面带微笑的同情”，将之定性为文明世界的秩序崩塌和制度失灵，这将证明西方价值在优越传统上的荡然无存，国人则应庆幸深受父系政治权力的庇护，不应基于对党统的质疑而去追寻风险巨大到无法承受的名为“民主”的糖果，尤其勿要受到反动知识分子的蒙蔽，世界如此水深火热，安于巨婴角色就是最大的安全。

2、本文并无兴致与这种侍奉特定意识形态的例行公事多费口舌，拉低身段的后遗症就是需要用很长时间来清扫那些不请自来的愚蠢跳蚤。法国的问题在于，它所受到的规模性攻击是一个预言中的产物，是右翼保守主义阵营忧心重重的焦虑投影，是关乎多民族多宗教的融合实验究竟会以物理反应还是化学反应收场的理性认识。

3、随着拿破仑的后裔带着十万法军向普鲁士臣服并在凡尔赛与日耳曼人签订城下之盟，法兰西在欧洲全境的荣光尽失，全球进程的气数也因此改变。巴黎公社与其说是法国人心态失衡的结果，不如视作左翼自由主义的开端与蔓延，苏俄和民国皆是平等平权平均教条的信徒。

4、近代左翼自由主义（又称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其实没有任何血缘上的联系，如果说法国大革命对于神授君权的不满还能够被放在亚当·斯密的主张界限以内，那么十九世纪末期的法国实际上已经在乌托邦的沼泽里陷得过深，这在阿尔冯斯·都德的创作风格的转变就能看得出来。

5、直到第三共和国的成立，法国终于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民族概念，其设定与孙文后来在东方倡导的“五族共和”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即用宏观的法兰西文化推平族裔的分别，将所有位于国境线以内的居民皆数划于公民这个口袋里，但是这种大一统又不似美国作为移民国度的特征——坚实的价值观认同和政经权力的下放——所以就出现白种法国人视少数族裔为同族、而大多数后者实际上并不认为自己属于法国人的社会病理。

6、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法国只剩下唯一的英雄戴高乐，他是丘吉尔始终力挺的盟友，却终将英国比作“美国投放在欧洲的木马”，他在艾森豪威尔的武装支持下结束流亡，但又力主法国率先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换句话说，备受法国人尊崇的戴高乐就是法国精神的缩影，它善于将忧患深藏于心，而在表面塑造出整齐而团结的国家筹码，一心想着重拾昔日光荣。

7、ISIS——或者说是泛穆斯林群体——是否构成法国的内忧，这并非一个与政治体制有关的议题，它首先是一个法国有没有承认的议题。所谓“伊斯兰恐惧症”，首先意味着虚弱，同时伴随着经济危机。事实上，在恐怖袭击之外，穆斯林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失业率上升时期，法国也曾出现民意测验中七成以上受访者支持驱逐穆斯林劳工的情况，到了经济好转时，追求道德正确的“白左”又跻身成为主流舆论。

8、泛穆斯林群体和极端恐怖组织是两种死结，前者是沙水混合的后果，在实操层面，没有办法凭空作出一张滤网，除非制造一个希特勒出来搞种族净化。法国有过一项政策，只要外来移民愿意返回母国入籍，即可获得一万法郎的援助，但是收效甚微，道理无需多言。ISIS的威胁则是狂热宗教意识的抽象感染，而战机空袭对一群本就抛弃了对生命的敬畏的殉道者而言，反而更显势不两立的悲壮。

9、原教旨市场主义乐见大型公司的破产，因为失败的发生意味着市场法则的正常运转。同理，恐怖袭击的价值在于它是最粗暴也是最直接的破除“温室幻想”的手段，把伤口暴露出来，远比纵容病菌在暗处繁殖要好。如果说“9·11”以休克疗法重振了美国精神——我们已经看到萨达姆、卡扎菲和拉登在围猎中毫无尊严的丧命，证明了民主国家并未失去动员能力——那么从《查理周刊》开始的一系列血洗，也将改写法国的立场：是要道德，还是要律法？

10、最后，让我们来复习一遍：认为法国乃至欧洲受制于伊斯兰恐怖主义是因放纵穆斯林逆向殖民的“自作孽”，这是压根就没动脑子的懒惰反射——没有穆斯林的劳动力填补，法国的战后复兴就无从谈起——欧陆之所以在沉睡中喊痛，恰恰是因为它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过度安全，军费开支的缩减、地缘责任的逃避、福利政策的膨胀都是结出恶果的枝条。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价值观的法国人应当还记得自由女神雕像的赠予对象，在北美的那杆鹰旗上，既有橄榄枝，也有13支箭簇，和平固然重要，但是它的成立，取决于为了争取和平而能够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