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第一医院中年女教授死亡之争引发的思考（二）　(2010-08-27 10: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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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大第一医院女教授之死这件事本身，你从技术甚至法律层面，可能真难找出漏洞。因为隔行如隔山，所有的医院，不仅技术在不断提高，收费也在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对于医疗纠纷之类的突发事件，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往往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防火防盗防告状”，几乎成了高悬于每个医务人员头顶上的那把闪亮的利剑。但人是生而自由的，也是生而自私的。在骨子里，人们总克服不了魔鬼的诱惑，日常考虑最多的，除了经济利益，再就是如何规避风险，如何防范医疗纠纷。君不见，时不时都有一些以法律顾问面貌出现的所谓法律专家，被请来给我们的医务人员开讲座，谈经验，出主意，所谓传经送宝之类也。我记得，同样是北大的那位著名的精神病教授孙东东先生，就曾三番五次在我们医院高谈阔论指点迷津。大概全国稍微大点的医疗单位，都留下了孙东东教授诲人不倦的身影。医院各级领导更是“一手抓经济效益，一手抓社会效益”，“两手抓，两手都很硬”，通常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医疗纠纷的苗头消灭于萌芽状态。真的是党国一体制啊，哪里都是稳定压倒一切！
　　
      在一个高度垄断的制度下，无论是行业，还是圈子，你总有各种各样的明规则与潜规则。违背规则者，轻则蒙受经济损失，重则出局，甚至断送一生的前途与未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和买股票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在这个一切“向前看”笑贫不笑娼的时代，你还能指望什么高尚的人？所以，甭说臭不可闻的官场和娱乐圈，整个所谓的医务界、教育界、学术界、文化界，都成了一个争先恐后万马奔腾的名利场，越厚黑越无耻的人，也就越成功越风光。能在北大协和医院混上个教授、主任，没两把刷子，是难以立足的。
　　
      现今的高校也好，医院也罢，教授、博导车拉斗量，没准还给你亮出个院士的头衔。可这些人整天孜孜以求的都是些什么呢？除了不到一半的时间花在病人或学术的身上，大多是花在开会、吃喝、跑课题、跑关系，有的还很会炒股票……国内的名山大川跑完了，再往国外跑，欧美跑完了，再往非洲跑，反正地球那么大，不愁没地方跑。不混个一官半职，也要在行业学会里混个什么主委副主委秘书长常委之类，顶不济也要弄个什么博导之类的头衔。这样才有江湖地位。
　　
      一个病人进来，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尽快将病人治好，而是怎样更有经济效益，于是各种五花八门的检查、各种贵重的药物、进口的药物，一股脑地蜂拥而上。理由当然多的是，全面检查有利于尽快明确诊断；使用贵重药品，疗效快、副作用少。况且，我们还都是按欧美最新治疗指南来用药的啊。
　　
      可是，这些最新指南，谁敢说不是在各种商业公司医药公司的暗中操纵下，通过贿赂所谓的专家而猫腻出来的呢？是啊，一切都是为病人着想，可是是否想过，我们国家还有那么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他们靠血汗工厂打工挣来的钱还要养家糊口，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
　　
      媒体披露出来的一个细节也够雷人的，就是在女教授死亡后，当家属聘请的律师去封查病历时，发现了住院病例有多处被修改的痕迹，还有就是多个记录没有上级医师的签名。没想到牛比如北大医院，也出现这样的小儿科错漏。看来，不仅禽流感和电脑病毒容易流行，敢情这行业错误也是全球通用啊。人性的弱点和制度的弱点，似乎也有普世意义。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在这样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弄虚作假，既是各级医疗机构的通病，也是各行各业的潜规则。事实上，现在大部分医院都是使用电子病历，很多情况下，首记和病程纪录都是写在电脑里头，隔个三五天或一个星期才打印出来，有的甚至在病人要出院的时候才匆匆忙忙一揽子全部打印出来。这样就很容易造成错漏，当然也给修改病历提供了方便。所以此次北大教授的死亡病历，多处漏了上级医师签名，恐怕就是这样造成的。
　　
      说到医院应负的责任，作为局外人，我不好置评，就看葫芦僧届时如何来判断这个葫芦案。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这属于一个产权不明分工不清责任模糊的社会制度。不出问题，这部机器似乎运转得很欢，一旦出了问题，就不知道上哪儿找毛病，更没有一个人来承担责任，除非你追到金字塔上面去，因为最大的权利，属于那里，而且不受制约。从三聚氰胺，到汶川地震，再到数不清的矿难与群体事件，无不如此。医院出了事，实在挡不过去，通常会选择诸如临时工、实习医师来平息众怒，这样的事情我们见得也很多了。真正的责任者，或许你永远也找不到。北大医院的官方声明，看上去义正词严，其实暴露出当权者对生命的漠视。如果说算不上医疗事故，那你有没有监管上的失职？有没有管理体制和程序上的漏洞？有没有责任心的问题？难道你没有表示道歉和遗憾的理由吗？无论是死者还是生者，都曾经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对待本单位的职工的意外死亡尚且如此，对待其他弱势群体，可想而知。官僚垄断的社会，什么都可能发生。
　　
      末了，我想说的是，既然作为业内人士，我向公众曝了这么多“内幕”，还是希望大家也要体谅夹缝中生存的医务人员，尤其是无权无势的底层医生和护士们。与其说是医务人员草菅人命，毋宁说是这个异化了的制度伤害了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我们既是这个不合理的制度中的一员，不可避免地成为其零件，也可能成为互相伤害的工具。这或许就是恶性循环的道理。医患关系的恶化，双方的互不信任，从经济学上看，会加大成本，从社会学上看，会摧毁本来就十分稀缺的道德与价值体系，受损的将是社会中的每个人。如果我们对法律还有些许信心，那就还是等着二审法院的审判结果吧，尽管可能仍然是一个双方都不满意的判决。在这个厚黑横行的社会里，或许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受伤害的命运，包括胡先生自己。所以，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制度的改良，尽管那可能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