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健康教育更深入人心

http://www.100md.com2011年9月27日中国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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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 铮

在刚刚结束的第66届联合国大会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高级别会议上，与会各国代表一致认同：非传染性疾病——主要包括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已成为全世界的首要死因。会议资料显示，每年有3600多万人死于非传染性疾病(占全球死亡总数的63%)，包括900万人在60岁之前出现过早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可预防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可削减导致非传染性疾病的若干重要危险因素，如烟草使用、不健康饮食、缺乏身体锻炼和有害使用酒精等。作为面对民众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公共卫生健康教育再次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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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国公共卫生健康教育发展却面临着诸多瓶颈。由于目前人们对公共卫生健康教育缺乏足够认识，又缺乏整体决策和统一行动框架，使得我国此项工作呈现水平低下、关注面散乱、难以深入人心的状态。同时，我国公共卫生健康教育由于作为基础的偱证证据缺乏，而处于做无米之炊的状态，这也使许多打着公共卫生健康教育旗号的“伪健康教育”层出不穷。针对这些公共卫生健康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对健康教育理解认识不足

有专家表示，我国公共卫生管理机关、研究机构、服务机构，以及民众对公共卫生健康教育的理解认识存在局限性。这是我国公共卫生健康教育工作发展的瓶颈之一。

记者发现，目前许多人将公共卫生健康教育与健康科普教育等同看待。记者在采访中，访问了一些普通民众，他们都表示接受过公共卫生健康教育，形式多为收看、收听健康科普类节目，阅读和浏览健康科普类报刊、网站。一位受访者表示：“因为自己有高血压，所以电视里一放有关高血压防治的节目，就关注一下。听听一些专家的建议，对自己高血压防治很有益处。”这应该代表了多数民众对待健康科普教育的态度。%3;&}9\, 百拇医药

但是，目前我国的健康科普教育由于缺乏对民众健康状况的整体把握，缺乏整体决策，缺乏针对性，往往泛泛而谈；重心也过度偏向大众所关心的方面，如心脑血管疾病防治、代谢性疾病防治等；由于缺乏整体决策，健康科普教育质量也缺乏可控性，难怪一些群众在谈到健康科普教育时说：“今天专家说应该这样，明天换个专家又说应该那样，不知道听谁的才好。”

我国著名公共卫生学者黄建始教授曾表示，健康科普教育被民众的关注焦点所左右，是非常反常的现象。公共卫生健康教育应是以客观的健康状况评价为依据进行决策，指导民众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应该说，公共卫生健康教育是站在较高的角度营造健康的大环境，科普教育只是公共卫生健康教育的途径；健康科普教育只有经过公共卫生教育的决策，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则指出，目前许多人还单纯地认为，公共卫生健康教育只是面向普通民众的一项工作。而第66届联合国大会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中(第32、36项)指出，金融和经济、能源和粮食价格、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均对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产生影响；有效地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需要政府发挥领导作用和采取多部门的举措，包括在卫生、教育、能源、农业、体育、交通、通信、城市规划、环境、劳务、就业、工业和贸易、金融及社会和经济发展等部门的所有政策和整个政府举措中酌情融入卫生工作。因此，公共卫生健康教育为高层决策者提供的信息，理应成为相关领域决策的重要参考。

人才培养与实际需要脱节

公共卫生健康教育的人员素质直接影响公共卫生健康教育的效果。同济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系梁浩材教授则表示，目前我国缺乏足够的公共卫生人才来开展公共卫生健康教育，这也是此项工作发展的瓶颈之一。

梁浩材指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归根到底是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没有与时俱进。到目前为止，哪些人可以从事公共卫生健康教育，哪些人不能，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理论上来说，对想从事公共卫生健康教育的人要求应该是很高的，他们不是照本宣科的教书匠，一方面他们应是政府或卫生行政部门的“参谋者”和决策的“传达者”；另一方面应是落实卫生项目的“管理者”和“执行者”。他们应具备发现、分析和解决公共卫生实际问题的能力；有正确获取、处理和交流有关信息的能力；具备卫生政策与卫生项目的执行、实施及评价能力；具备沟通技能及公共卫生基本知识与技能；具备社会动员能力等。目前我国具备这样能力的公共卫生人才还太少。

这就不得不提到我国目前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现状，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李立明教授指出，概括地讲，就是我国目前的预防医学专业教育不能满足和适应我国卫生保健事业发展的需要。无论是组织系统还是教学体系，均未能摆脱传统医学教学模式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上缺少社会科学、人类行为学、人口学、管理学、健康教育和量化科学方面的知识传授，仍以生物医学内容为主；教学方式上习惯于课堂讲授为主，讲课偏于注入式，考试偏于考知识、记忆，实验课安排上，对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工作能力注意不够，仍以知识传授为主，忽视了学生自学能力、智能、技能的全面培养；教学实践上教师和学生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深入基层卫生工作实际，实习往往满足于基层防疫站的走马观花和热衷于实验室的科研工作，纯学院式的教学实践使学生不了解公共卫生实际，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教学观念上则仍是“教师为中心，课堂为中心，书本为中心”在起着主导作用。

“循证”研究未能有效开展

我国公共卫生健康教育工作发展的第三个瓶颈是作为公共卫生健康教育基础的循证公共卫生研究相对落后。有专家曾强调，健康教育不能做无米之炊。这里的“米”指的是客观的循证公共卫生证据。第66届联合国大会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第39项)也明确表示，一切干预措施应“基于证据”。

所谓“循证公共卫生”，指的是尽责地、明白地、明智地运用当前的最佳证据，对有关社区及人群的健康保护、疾病预防、健康促进作出决策。这里提到的“证据”，是指包括流行病学(循证公共卫生的基础学科)等学科在内的研究所提供的证据。开展循证公共卫生研究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性：能保证公共卫生决策基于科学证据并有效实施；可保证得到最新的、可靠的信息，及时了解哪些决策能解决所针对的公共卫生问题以及哪些干预措施无效；针对专门的公共卫生问题，在单一时间内评估证据时，能有效地提供最佳的信息。

就公共卫生健康教育而言，传达给百姓的应是可靠的信息，公共卫生相关证据的可靠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目前，我国流行病学研究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不仅许多领域的流行病学迟迟未开展，即使开展了流行病学研究的领域，也面临着研究方法存在缺陷、数据采集不严谨、结论不可靠等问题。

除此之外，由于“健康”所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因此，公共卫生健康教育所依据的并不止与疾病相关的流行病学研究，还包括社会学、心理学、毒理学、分子生物学、人类学、营养学、工程学、经济学、政治学证据等众多方面。在我国，从公共卫生角度出发开展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尚未有效进行，这些学科能够提供作为公共卫生决策证据的信息处于相对贫乏的状态。这使我国公共卫生健康教育缺乏针对性，可信度、可靠性也大打折扣。

黄建始曾指出，循证的公共卫生研究和健康教育是密切配合的，就像一个人的左右手，循证公共卫生研究收集和提供信息，健康教育传播信息，二者缺一不可。循证公共卫生是现代公共卫生的前缘，但在实际中存在诸多阻碍，影响了其在公共卫生决策、项目评估等方面的有效应用。如，我国公共卫生管理机关、研究机构、服务机构均尚未把循证公共卫生的应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人员由于应付眼前的工作，常常缺乏足够的时间去收集文献、分析资料、评估证据，缺乏从事研究的能力；缺乏综合性的有关公共卫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