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计委最新新规:儿科不得出现停诊拒诊情况，人不够内科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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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计委最新新规:儿科不得出现停诊拒诊情况，人不够内科凑。

医生吐槽:我们不是神


卫计委能否不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儿科不得出现停诊拒诊情况


儿科不得出现停诊拒诊情况

带孩子上医院看病就跟挤春运一样、排了半天队医生就给看了三分钟、输液像是流水线……

近日，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广东省水电医院等医院纷纷出告示：春节期间儿科夜诊停诊。

然而，在1月30日，国家卫计委印发了《关于做好季节性疾病高发期儿科医疗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提出，儿童医院和综合医院要根据儿科医疗服务需求，合理调配儿科医务人员力量，做好门诊和急诊之间的有效衔接，不得出现停诊和拒诊情况。还表示，为应对儿科医务人员不足，可以对高年资内科医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充实儿科医疗力量。

卫计委：儿科不得停诊拒诊

据《北京青年报》2月2日报道，为进一步做好季节性疾病高发期儿科医疗服务工作，国家卫计委近期召开了视频会议部署四项举措。

国家卫计委要求，统筹调配区域内儿童医院和综合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充分发挥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儿科专科疾病和常见病、多发病方面的功能任务，形成儿科医疗服务网络，合理引导患者就诊选择，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

为推进分级诊疗，卫计委要求，建立儿科网络转诊机制，在儿科医疗服务网络内建立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之间有效转诊机制，合理引导、分流儿科患者。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组建由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力量举办儿童医院等共同组成的医联体，形成双向转诊、上下联动、资源共享机制。

对于疾病高发期医务人员不足的问题，卫计委提出，儿童医院和综合医院要根据儿科医疗服务需求，合理调配儿科医务人员力量，做好门诊和急诊之间的有效衔接，不得出现停诊和拒诊情况。在寒暑假期间、冬春季呼吸系统疾病高发期和夏秋季消化系统疾病高发期，有针对性地加强眼科、呼吸科、消化科、感染科等专业力量，满足高峰期儿科患者医疗需求。儿科医务人员不足时，可以对高年资内科医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充实儿科医疗力量。

此外，卫计委还要求加大对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指导，对二级医院儿科利用率不足或者由于多院区导致儿科医疗资源分散的，采取多种措施引导、分流患者，指导医疗机构集中儿科医疗资源，确保满足儿科医疗服务需求。

央视：儿科看病的几大难题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2月2日报道，近日央视新闻频道推出《儿童医院蹲点日记》走基层系列报道，记者分别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北医三院、华西二附院和湖南湘雅医院进行蹲点调查。镜头下，儿童就医难的突出问题引发了众多家长的共鸣。

家长喊难：挂号难、住院难、看专家难。

医生护士喊难：收入少、压力大，工作连轴转，看不完的病人。北医三院儿科护士长，“没有周日，是不是元旦，是不是春节，没有这个概念，因为倒班，我们只会记着今天是白班，明天大夜，后天小夜”。

医院喊难：儿科医生越来越少，家长喜欢集中就诊，自身接待能力有限。

儿童专科医院的困境绝非“小儿科”。在儿童专科医院中，资源紧张和精神紧张的状况成为常态。一方面，它带有中国医疗的某些共性——“看病难看病贵”在任何一家三甲医院都是如此。当每一个孩子都是家长的“心头肉”时，家长总希望找最好的医院和最好的医生看病，因此儿童医院的紧张状况就成了“全国人民上协和”的“少儿版”。另一方面，儿科也有其自身特点。三个数字能够看出“儿科”缘何不堪重负：

20万——我国儿科医生的缺口达到20万。

“宁治十成人，不治一孩子”，这是医务领域的老观念：给儿童看病要比大人困难得多，孩子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不适，有的孩子还不停地哭闹、不配合医生，治疗难度大，更多医生选择相对比较容易的医疗科目。加之儿科医生培养制度也存在问题，造成儿科医生缺口巨大。一个近期的例证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计划招收104名儿科医师，经过初选，仅有42名医师应考。

92家——根据《中国卫生年鉴》，2012年的数据显示，在我国23170家医院当中，只有92家儿童专科医院。

4.65亿人次——2014年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儿科门急诊看病人数达到4.65亿人次。

这三个数字提示我们，儿童医院的资源和就诊人数比例存在巨大的鸿沟。毋庸置疑，解决看病难的一大利器是“分级诊疗”。通过鼓励和引导人们在基层医疗机构看病，实现对患者的分流疏解，最终达到缓解大医院压力的目的。

然而，对儿童专科医院，“分级诊疗”管用吗？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只有53.2%的综合性医院有儿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儿科的仅占12.6%。这样的结构造成了头重脚轻的局面。纵使我们努力宣传和引导，家门口没有儿科门诊，家长也只能往大医院和大城市跑。

因此，要改变儿科门诊看病难的局面，翻身仗要从基层开打。据悉，“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健全国家、省、市、县四级儿科医疗体系，加强对儿童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儿科的扶持，这才是治本之策。

2015年北京儿童医院的门诊量，通过全面预约、托管地方医院，通过和全国18家省级儿童医院建立北京儿童医院集团，比2014年的337万人次，下降了17万人，效果初显。

儿科医生都去哪儿了？
其实，儿科医生大量缺乏的现实状况早已出现，尤其在“全面二孩”政策推出后，配套医疗资源是否完善更是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

去年，广东、南京、海南等地多家医院都曾张贴“紧急通知”或“温馨提示”，内容大多相似，“近期我院现有儿科医生配置无法满足急剧增长的患儿需求，医院将临时采取急诊儿科分时间段开放，请各位家长给予充分的谅解！”

为什么会有如此告示？据媒体核实后发现背后原因多为“因为近期有多名儿科医生辞职，才造成人员配置上的紧张。”至于这种状况是否会长期维持，暂不得而知。

造成儿科医生荒有多重原因，除了“急剧增长的患儿需求”外，儿科医生离职转行是一重要原因。2010年以来，有超过5000人放弃了这个职业。

儿科医生面临的尴尬现实是：收入低、风险大、医生少、压力强、家长怨、部分综合性医院的儿科被撤销……

曾有网友对比了几家儿科医院的收费情况，例如和睦家医院儿科医生门诊及护士护理平均会诊费用1055元，会员价844元；而公立医院普通门诊收费标准呢，据丁香园曾报道称宠物医院挂号费150，是正高门诊的10倍。

还有一些原因，比如，1998年高等教育改革中，医学院的本科教育中取消了儿科专业，代之以临床医学专业，儿科学则成为临床医学专业其中的一门课程。

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院长孙锟认为，儿科学专业的取消，从根源上造成了今天儿科医生短缺的局面：“在发展过程中发现，因为目录没有了，甚至国家自然基金的申请当中都没有儿科的目录，那儿科肯定是处于弱势，这个学科发展就会受一定的影响。”

再如，临床医学专业的毕业生在从医前选择专科方向时，大多不会选择儿科。为什么？首先，儿科被称为“哑科”。由于孩子小不会表达，所有的症状都是由家长转述，因此在治疗上，儿科医生都要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来判断病情，因此医生的风险也就相对更高。

而且，儿科对医院的贡献相对较小导致绩效考核工资低。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介绍：“（医院）到现在为止八十年代出的物价还在运营，同时现有的公立医院都要差额拨款事业单位，因此在各个医院绩效过程当中要看每个科室的创收比例，科室对医院的贡献度，儿科恰恰最少，因为小孩又小，用药也少，处治也少，基于这种前提下创收一定少，所以在医院里面如果不给儿科医生一个特殊的偏向的政策，他收入肯定低。”

此外，医学生的培养时间很长，缓解儿科医生短缺现状，依旧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孙锟说：“（20）12年我招进来，5年本科，3年规培，3年专科医生培养就是11年。等于我招的这一批的学生，我退休了，他们还没有做儿科医生。”

2015年，国家卫计委曾提出过一些建议来缓解这个问题，比如“降分录取”儿科专业，根据岗位实际工作的需要，自2015年起，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对儿科和院前急救岗位从业人员，开展加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

不过，这个政策引起了网友的质疑与反对，比如有网友称，“儿科缺人已多年，正常人的解决思路无非是提高待遇吸引人才，但讨论了这么久，咱们国家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居然是降低儿科医师的执业门槛，也就是说，本来无法通过全国统一考试的差生，可以通过加试的分数取得儿科的执照！在儿科医患矛盾异常尖锐的当下，向外界传递的信号就是：儿科是劣等医生。”

各地群策群力 缓解“儿科荒”
近期，在一年一度的地方两会上，各地医卫界的两会代表集中火力在讨论 “儿科医生荒”的问题，像今年这样集中火力，高规格的讨论还是首次。梳理部分内容可得知如下情况：

1、三甲医院应强制开设儿科
儿科医生出身的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态度非常明确：三级医院需要强制布局儿科。

"以前评三级医院的时候有个规定，必须10%的床位是儿科，10%是产科，才有资格评三级。但是现在很多三级医院拿到牌照以后就把儿科关了。所以，我觉得政府要在三级医院里强制布局儿科，没有儿科的要恢复儿科；恢复不了儿科的，应该要限制作为三级医院的权利。”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表态：“不能说以后再说，在‘十三五’（期间）都没有回应就不行了，所以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从制度上、法律上和分配的制度上都可以逐步解决。”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局长于鲁明表示，目前北京的市属综合医院都有产科和儿科，只是服务能力还有欠缺。要应对二孩高峰的来临，关键在于怎么把人配齐，把产床床位适当扩大调整。

2、大力发展社区医院儿科
广东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育处处长、省政协委员秦鉴支招：大力发展社区和私人诊所卫生服务体系，让一般的儿科疾病在社区解决。刘中民认为：全科医生培养中也要加强儿科的培养，让很多儿童的常见病可以在社区解决。沈晓明也建议儿科要纳入全科规范培养内容。

3、加强财政投入，提高儿科医生的待遇
2015年国家卫计委出台政策，降低儿科医生录取门槛，对此乌鲁木齐市儿童医院分院大儿科主任王平道、市政协委员王平道呼吁，“降低录取门槛只会造成恶性循环，最根本的措施还是加强财政投入。刘中民说，儿科医生很辛苦，相对而言收入较低，导致很多医生不愿意做儿科医生。

4、医学院校重设儿科专业
1983年我国曾设立儿科本科专业，但从1998年开始被合并到其他专业。合并的原因刘中民解释说是计划生育国策造成儿童减少，所以儿科人才培养相应也减少了。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市人大代表张繁友建议，首先在大连医科大学、大连大学医学院重新设立儿科系或儿科专业班。刘文英说，四川所有医学院在本科阶段没有一所学校有儿科专业，只有研究生专业才有儿科专业。她建议全国医学院回复儿科专业设置。

据报道，上海交大医学院和复旦医学院今年都已增设了儿科专业。

广西政协委员、民建广西区主委钱学明调研发现，从1999年到今年的16年时间里，中国儿科医生仅增加了5000名。对此，钱学明与多名政协委员向大会提交提案，建施临床医学（儿科方向）本科免费培养计划，破解“儿科医生荒”。

5、加强儿科科普
沈晓明还建议，设立热线电话，普及儿科疾病的基本知识，减少家长半夜带孩子挂急诊的情况。

秦鉴认为，儿科医生荒与我国医疗规划缺乏前瞻性有关系。他说，在经济迅猛发展和人口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的国家和地区，都会出现儿科医生的缺乏，"我们的政府部门对此未能觉察并加以分析，没有采取对应的措施及时防范"。

地方两会医卫界的提案已经对儿科医生荒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建议，即将到来的全国两会上如何解决儿科医生荒显然也将是一个重头戏。

然而“儿科荒”的解决，并非眼下靠钱、行政干预等单方面措施就能迅速解决的，好医师的培养、好的医护环境建成是需要国家、社会及个人付出巨大的精力与时间。

广州人大医疗界代表吐槽医改:不要把医生当神
继儿科医生短缺成全城热议话题之后，昨日广州市人代会分组讨论现场，不少医疗界代表吐槽医改失败，有代表直言“不要用神的标准去要求医生”。

一天看56病人 医生超负荷
昨日上午的人大会议分组讨论现场，海珠、荔湾区代表团都有代表讨论目前医改的各种弊病，不少人大代表感慨，目前儿科医生紧缺，但“全世界最高学历的医药代表在中国”，言下之意是：专业医生无法获得相应的尊重和社会地位，而像医药代表这样的销售工作更能带来实际经济收益。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脑系科主任兼神经科主任、广州市人大代表潘小平谈起医生的生存现状时情绪颇为激动，在医疗系统工作超过30年的她现身说法：“现在我告诉你一个医生一天要看多少人，我最多的时候一天看56个病人，从上午七点半上班到下午三点钟，饭都不吃”。

在她看来，“前面的医疗改革十年失败归根到底原因是没有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为什么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归根到底就是医生的价值没有体现，医生都变成体力劳动者。”

广州市中医医院主任中医师、市人大代表赵云燕讲到医护人员超额工作时更是感慨，“假如我也三十岁，我也改行，不当医生，这个行业风险很大，大家都会讲到劳动法维权，唯独把医疗界的人全部绕开，因为他们知道医疗界是最违反劳动法的行业”，夜班之后略微休息就要再工作，而她认为，那其实相当于“在一个行政部门一个星期的工作量”，“他们真是支付了自己的生命去维护社会的健康，他们不是神，不要用神的标准去要求，他天天在超额工作”。

医疗改革不能老说看病贵
“看病贵”无疑是诱发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热议话题，不过，昨日的分组讨论会上，潘小平吐槽这面硬币的“另一面”。

她列举了一连串“廉价医疗服务”的例子，比如像抽脊骨髓这样技术高的小手术，需要两个护士、两个医生完成，这样的人力配置去做一个“腰穿”，物价部门规定的收费是10元，事实上仅仅是其中必须的一项医疗物资“腰穿包”成本价就要107元，也就是说，做这个小手术，医院还要倒贴97元。

潘小平接着举了一个“没有技术价值”的例子，她说，对于在医院死亡的人，护士在做尸体处理的时候，会将管子拔掉、把寿衣穿上，这些“服务”的价格是2元，她说，在这个环节，连“仵作佬”都比医护人员挣得多。

此外她说，“去烫头发随便都是一千几百元，医院的重症病人不能出去洗头，我们都会一周帮他洗一次头，我们的护士比外面的洗头技术性还要高，那收费多少，5元钱，还要帮他吹好。”

“看病难、看病贵，贵到哪里去？”她说，这些医疗服务的收费都是上世纪70年代定的，不调整是非常不合理的。

昨日现场参加会议的发改委相关人士回应，医疗价格改革的问题，三年前国家发改委就开始牵头开展，目前已经在做充分体现医生劳务价值的改革方案，但这是系统工程，很庞大，整体方案没有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