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感防控专家李六亿：不明原因传染病刚出现时，应以最高防控级别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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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我认为每100张实开床位至少应该配备1名院感防控人员。对照这个标准的话，武汉医院的配备是远远不够的。"

1月21日，钟南山院士宣布“（新冠肺炎）肯定有人传人现象”的第二天，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管理-疾病预防控制处处长、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六亿接到了国家卫健委的电话，火速赶赴武汉。

李六亿是我国医院感染（以下简称“院感”）防控方面的权威专家，曾参与20余部院感控制与管理法规、标准的制定或修订。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期间，李六亿在北京胸科医院SARS救治中心负责院感防控工作，截至疫情结束，该中心的医务人员感染率为0.48%，显着低于北京和其他地区的医务人员感染水平。

此番赴鄂，她以中央指导组医疗救治组院感防控专家的身份再次投身抗疫。至今，她已在武汉奋战了50天。其间，李六亿参与制定了国内首部《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第一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中常见医用防护用品使用范围指引(试行)》。

初到武汉，当地疫情发展之快超出李六亿的想象，一度让她倍感焦虑。最忙时，她一天要给医护人员进行五六场院感控制相关培训，工作间隙，还常常接到医护人员找她帮忙协调防护物资的求助电话。

“现在这种情况基本没有了，工作已经走向有序。”3月7日，李六亿告诉新京报记者。

面对疫情前期武汉有的医院出现院内感染、医护人员去世的情况，李六亿认为，应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进疫情防控机制。比如，当一种新发或不明原因传染病刚出现时，应以最高防控级别应对。她还建议，面向所有医学生开设院感相关课程，提升医务人员医院感染防控意识与知识；在高校开设院感防控专业，为各大医院输送院感防控专业人才。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和李六亿的对话：

▲1月24日，李六亿在武汉金银潭医院指导医院感染防控和医务人员防护工作。左三为李六亿。受访者供图

“实际情况跟想象的不一样”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去武汉的？去之前关注过新冠肺炎的情况吗？

李六亿：1月21日，我接到国家卫健委的电话，让我到武汉。此前，自从媒体报道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后，我就一直关注当地情况，因为作为院感防控人员，对新发、再发传染病保持高度敏感性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再发传染病，比如结核病之类，大家对它的防控办法和流行病学特点（即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都比较了解，因此它们实际上是不可怕的。

但对于新发和不明原因的传染病，尤其是在早期，由于大家对它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都不清楚，人群还没有免疫力，所以其风险是最高的，因此我一直通过相关报道了解这个疾病的进展情况。

新京报：到达武汉后了解到的情况，与你之前的预期相差大吗？

李六亿：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来武汉之前我其实信心满满，因为我觉得自己抗击过SARS，不会恐惧，之前的很多经验也可以用在这次的疫情防控中。

但实际来了以后，很多情况还是跟想象的不一样。疫情发展太快了，病人在短期内大量增加，发热门诊病人特别多，我们的医务人员工作强度也特别大，有的医生一天最多要看100多个病人。这种高强度工作状态下，医务人员非常疲劳，感染暴露风险也大大增加。所以我感到很焦虑，替大家担忧。

应该说各家医院也都在想办法应对。但因为病人太多，对口医务人员数量有限，防护用品也非常短缺，此外还有非新冠肺炎患者需要救护，所以医院当时确实有些忙乱，相关应急预案在落实过程中很难跟实际情况相匹配。

▲1月23日，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发热门诊。新京报记者 向凯 摄

新京报：你到武汉初期开展了哪些工作？

李六亿：我们是以国家卫健委院感防控专家的身份来到武汉的，到了以后，跟随国家卫健委的领导以及后来中央督导组的领导到现场了解实际情况，进而督导、推进医疗机构的感染防控工作的落实。

主要了解三方面的情况：一是去发热门诊和病房，了解病人的预检、分诊、收治、交叉感染情况；二是了解医院医务人员的防护状态，包括防护用品的储备情况，医护人员对防护方法的掌握情况；三是了解医院对于这种新发呼吸道传染病的收治能力。

新京报：了解情况过程中发现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的？

李六亿：一月底的时候，病人增加非常快，存在病人到发热门诊等待几个小时都看不上的情况，住院床位也非常紧缺。所以，我们考虑如何在短期内快速提升医院的收治能力，这是当时非常紧迫、亟待解决的问题。

最初收治能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收治呼吸道传染病病人的医院建筑布局要求“三区两通道”，“三区”即划分清洁区、潜在污染区和污染区，“两通道”指医务人员通道和病人通道，而综合医院往往不具备这个条件。

所以，我们指导综合医院对发热门诊和病区进行改建，以达到收治新冠病人的条件。为增加发热门诊的收治能力，我们建议在医院室外空旷地区搭建临时帐篷或遮阳伞，扩大病人的候诊区。虽然室外气温有些低，但这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办法，它可以通过加强通风，降低患者密度，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

另一个问题是，在平时，综合医院的医护人员采取标准防护就可以，即戴医用外科口罩，加强手卫生。但对于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标准防护达不到保护医护人员健康的要求，这也是前期医务人员感染比较多的一个原因。

现在大家已经知道，医护人员要戴医用防护口罩，要穿隔离衣或防护服，如果进行高风险操作，还要戴防喷溅用品，比如护目镜或防护面屏。鉴于防护用品的需求量非常大，初期物资供应不足，我们也会强调采取分级防护，也就是根据暴露风险，高风险对应高级别防护，低风险对应低级别防护，这样既可以减少防护用品的消耗，又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医务人员的安全。

▲2月13日，李六亿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督导后，与该院管理人员和院感防控人员合影。左四为李六亿。受访者供图

院感防控人员配备严重不足

新京报：疫情前期，武汉一些医院出现较多的医护人员感染，原因是什么？

李六亿：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首先，这是一个新发传染病，疫情前期，大家对它的认识不足，再加上防护用品紧缺，导致防护不到位。此外，在某些综合医院，对于感染防控的意识和标准预防措施的落实可能仍有一定不足。

在感染防控工作当中，标准预防具有很好的作用。如果在疫情发展之初就做好标准预防，医务人员的感染率和患者的交叉感染率都是很低的。虽然我们跟SARS时期相比，院感防控水平和意识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是跟我们真正的需求还有一定的距离。

另外，前期感染人数较多，与部分医务人员当时工作强度特别大，导致免疫力降低也有一定关系。

新京报：此次疫情中，武汉各医院的院感防控专业人员配备情况如何？

李六亿：我认为是严重不足的。根据行业标准《医院感染监测规范》，在平时，医院应按每200-250张实际使用病床，配备1名医院感染专职人员，在疫情当中配备人数应该更多。但普遍现象是，即便在平时，很多医院也难以达到这个比例要求。疫情暴发后，面对成倍增加的工作量，人员配备就更显不足了。

像我们医院（指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疫情发生后，院感防控工作人员增加了近一倍，但大家仍然很忙。在武汉，我认为每100张实开床位至少应该配备1名院感防控人员，收治重症病人的定点病区，一个有三四十张病床的病区就应该配备1名院感防控人员。对照这个标准的话，武汉医院的配备是远远不够的。

幸运的是，这次各地援鄂医疗队带来了330余名院感防控专业人员，大大弥补了这一不足，且至少保证了援鄂医疗队的院感防控工作，截至目前，援鄂医疗队没有一名医护感染新冠肺炎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2月24日，李六亿在雷神山医院督导医院感染防控工作。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据你观察，此次疫情中，武汉不同医院的院内感染情况有差别吗？

李六亿：一个医院对院感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包括配备的人员数量和素质，在这次疫情当中明确体现出来了，如果医院平时院感管理工作做得比较扎实，这次的医护感染人数会是比较少的。

据我观察，在武汉，不同医院院感管理工作的差距很大，同一个医院不同科室的差距也很大，有些科室就“沦陷”了，有些科室就没有问题。比如，感染科、呼吸科平时标准防护做得比较好，感染人数就相对较少，但有些科室，比如神经内（外）科、普外科平时可能不太注重标准防护，接触到一个新冠患者，就可能传染科室很多人。在武汉，像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编者注：公开信息显示，截至3月11日，该院眼科有三名医生感染新冠肺炎）这样出现不止一名医护人员感染的科室，并不是个案。

新京报：面对各个医院院感防控水平的差异，你们是如何促进院感防控规范化和标准化的？

李六亿：一方面，对援鄂医疗队员进行感染防控知识与技能的培训。这些医护人员大部分来自综合医院，平时对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了解不多。国家卫健委特别重视这项工作，要求援鄂医疗队员必须经过培训以后才能进到新冠肺炎病人的临床救治一线。我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进行五六场培训。

另一方面，参与一些法规、指南的制定。新冠肺炎是新发传染病，进行应对要有一些新的要求。尽管经过SARS之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与院感防控相关的法规文件（如2006年颁布的《医院感染管理办法》，2009年颁布的《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医院感染监测规范》、《医院隔离技术规范》，2012年颁布的《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医院空气净化管理规范》等），但这些要求分散在不同的文件里，我们需要对这些文件进行归纳，然后针对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学特点，制定一个让大家看到之后就知道怎么做的文件。

我参与制定了《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第一版）》，国家卫健委在1月22日颁布，这一版指南到现在还在使用，没有修改。此外，文件下发以后，由于个人理解不同，不同医院的条件也不一样，实践中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跟随国家卫健委领导到重点医院进行督导，看落实是否到位，并且给出因地制宜的方案与措施。以一个细节为例，医护人员穿防护用品时，要给他们配备镜子，帮他们确认是否穿戴正确。穿上全套防护用品要经过好几个环节，镜子应在每一个环节都配备，但有的医院只在穿完的最后地点才配，这其实就是一种理解上的误区，如果等大家把防护镜、防护衣、口罩都穿戴好后再靠镜子判断，一是不一定能判断出来，二是即使判断出来也不方便调整。

▲2月13日，李六亿在指导医疗队队员如何检查防护用品是否合格。受访者供图

建议大学开设院感防控专业

新京报：你最近的工作重点发生哪些变化？

李六亿：前期工作主要是培训、参与制定国家相关指南、到现场督导发热门诊及病区的改建。

随着大量援鄂医疗队的到来，他们随队带来了一些院感防控人员，加上湖北省院感防控专家团队的建立，培训逐渐少了，我的工作重心转到了现场督导上面， 比如督导防护用品使用是否合理，医务人员职业暴露情况怎样处理，住院患者的院感控制情况等。

另外，现在出院病人远远大于新发病人了，一些方舱医院开始休舱，定点新冠肺炎病区要关闭，开始收治普通病人，如何把定点病房还原为普通病房，出院病人如何管理，终末消毒（注：终末消毒指传染源离开有关场所后进行的彻底消毒处理，目的是确保消毒后的场所中不再有病原体存在）如何处理，这些工作还需要加强。我们正在制定指南，给大家提供参考。

新京报：部分出院患者出现了“复阳”的情况，你对出院患者的感染防控怎么看？

李六亿：现在，出院患者都需要在隔离点进行观察，我们要求隔离点的医护人员加强呼吸道防护，佩戴医用防护口罩，我不能说感染风险已经等于零，因为影响感染风险的因素有很多，但从防护角度来说，这已经是很严格的了。

至于“复阳”患者到底还有没有传染性，这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是否会造成传染与他所携带病毒的毒力和数量都是有关系的。

新京报：当武汉的感染防控做到什么程度时，你认为自己可以放心回北京了？

李六亿：在武汉，现在的防控重点还是管理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虽然理论上所有人都是易感的，但医护人员的感染风险相对更高，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建立起相关的防控工作机制，只要医院的院感防控工作机制建好了，流程理顺了，医护人员能按照指南做好自身防护和患者医院感染防控，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放心走了。

▲2月17日，李六亿在援鄂医疗队驻地的餐厅，对医疗队队员进行院感防控知识的培训。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就院感防控来说，通过此次疫情，你认为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李六亿：虽然疫情还没有结束，但确实有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首先，我认为，对于一种新发传染病或者不明原因的传染病，它的防控级别在一开始应该是最高的。这也是我们今后在防控当中应该加强的。因为你不清楚它的传染源来自哪里，传播途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完全不知道它是如何传播的。

第二，希望各级医疗机构真正重视起医院感染组织机构的建设，将医院感染作为医疗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把院感防控工作落到实处。

第三，要加强院感防控专业人才的培养，尤其是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希望医学院校能开设院感防控专业，培养专业人才。现在，各医院的院感防控从业者或是公共卫生专业毕业的，或是临床的医生、护士转行而来。转行来干，和在学校里面专门学这个，毕业后再从事本专业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仅要开设感染控制专业，在医学院校的其他专业，也要全面开展感染防控知识的教育，把相关课程纳入医学生的必修课中，而目前部分学校连相关选修课都还没有开设。

现实情况是，等医护人员到了医院工作以后，才会接受院感防控培训。岗前培训的时间往往很短，能分出来半天就已经很不错，但是只用半天就把所有的医院感染防控知识和技能都培训到位，几乎是不可能的，医务人员的消化能力也有限。

现在我们说要加强医院感染防控，加强医务人员的防护，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专业队伍来做，而专业的人才需要医学院校培养。没有高素质的人才，就谈不上高质量的工作，长期来讲，这项工作就很难有发展和提升，那我们又如何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转载自北大感控之窗微信公众号

护理之声编辑部

2020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