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薇名字频繁出现在各大报纸、网络上，成为医疗界的一位“红人”。她的“走红”源于两篇名为《成都15岁少年猝死网吧背后我犯的“错误”》和《致成都网吧猝死15岁少年父母及亲友的一封公开信》的帖子，几天之内这两篇帖子引来网友近10万的点击率。
10月4日凌晨5时18分，一名15岁少年猝死网吧，李薇随同事前去抢救，“抢救时死者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之后，我和一名护士用了各种方法，大约40分钟后，6时08分，死者呼吸心跳停止，心电反应无。”李薇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在那种情况下，可以对其陪护人宣告该少年经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但是，李薇没有那样做，“作为医生，我犹豫了一下，考虑到患者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死了多可惜，又考虑到以往还有心脏停跳3个小时经不间断抢救后，远离死神的成功病例报道，我不忍心就这样放弃。明知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的情况下，我叫救护车往医院开，一边不间断地给他做心肺复苏，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放弃了抢救。”
随后，死者家属一口咬定“人是死在医院，医院应该拿钱出来”。李薇很委屈，因为给医院带来了麻烦，她也很自责，于是就有了上述两篇帖子。
“发帖是情绪的发泄”，令李薇没有想到的是这两篇帖子得到了网友的关注与支持，《天府早报》、新浪网等媒体纷纷转载、报道，表达了对李薇的理解。
李薇的做法与大多数遇事选择沉默的医生的做法不一样，实践也证明，这样的做法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这件事给我们一个启示：只有将自己内心的话说出来，才有机会得到外界的理解，因此习惯了沉默的医生应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即要勇于表态。
“社会把‘看病贵’归因于医生，认为医生态度恶劣……”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陆杨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单靠医生一己之力无法改变，于是多数人选择了放弃、选择了沉默。
而记者却从来北京参会的美国心脏病学会（ACC）主席W. Douglas Weaver教授和ACC的首席执行官Jack Lewin那里听到了不同的声音：面对行业内的各种事件，如果整个医疗行业不能及时做出有效应对，政府、公众和患者就会对医疗行业更加不信任。他们毫不客气地指出，医生对目前出现的种种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说一次可能没有效果，说两次可能还没有效果，但如果我们能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天天说，月月说，就有被理解的可能。因此，要勇于表态，勇于承担责任，做引领社会变革的领跑者。”云南省中医院张新说。
李薇的做法与大多数遇事选择沉默的医生的做法不一样，实践也证明，这样的做法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这件事给我们一个启示：只有将自己内心的话说出来，才有机会得到外界的理解，因此习惯了沉默的医生应重新审视这样一个问题，即要勇于表态。
大环境下 医生想说不容易 在其他人眼里，医生似乎对很多事情都漠不关心，“如果你正在查房或者打电话随访，突然发现你的患者正在把你说的每一个字都偷偷地录下，你会怎么想？如果你真心诚意地跟媒体介绍事实，而媒体却以制造新闻事件为目的断章取义，你又该怎么办？”浙江省新华医院许超告诉记者，不是医生不关心环境，而是这样的社会环境导致医生的声音越来越少。
采访中，多位受访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医患关系，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珂教授坦言，目前的医患关系已成为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患者对医务人员的猜忌和不信任增加，医务人员对患者的防范心理加重，媒体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是个恶性循环，现在的结果是社会将同情心给了患者。”黑龙江牡丹江市第一医院张医生解释说，整个社会导向都倾向于患者。医学是高风险的行业，很多情况是医生无法解决的。有时候可能会给一些患者造成伤害，尽管业内人士看并不都是医生的问题，但大部分人都站在患者一边，同情他们。“大环境就是这样，集体讨伐医生。”
江西省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盛国太告诉记者，在历经各种问题和困惑后，医生只能退后、畏缩，选择沉默、回避的方式来应对身边的一切问题，以求自保。
“我们医院有人专门负责管理这项工作，医院不让我们医生说话，怕言多必失。”长春一家三甲医院宋医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情况下，不仅医生需要自保，医院同样需要，很多医院采取此方法对医生加以管理，目的是给医院减少麻烦。
“从李薇的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说出来反倒轻松了。但有时医院会选择统一口径，也是为了减少麻烦。”江苏省人民医院李量衡医生介绍说，统一口径的做法比较繁琐，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说”的素质，能够熟练掌握“说”的技巧的，启用医院的新闻发言人则容易表达医院与医生的声音。
据了解，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于2007年初建议医院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让媒体帮助医院把信息传达给公众。
而实际情况是，新闻发言人却很“寂寞”。 南京医科大学友谊医院的新闻发言人戴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设置新闻发言人近两年来，他只主持了10多次新闻发布会。
同时，他坦言，目前的医院新闻发言人队伍力量还很薄弱，很多新闻发言人不具备相关素质。“实际工作中，医院新闻发言人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首先是在应对新闻媒体时有时会感到无所适从；其次是专业知识的匮乏。医院新闻发言人需要有广博的医学基础知识和临床医学知识，新闻发言人对每个临床科室和辅助科室的相关情况都必须有所了解，对各临床科室主要的、尖端的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都要熟悉，掌握各学科的医疗动态。”戴尚认为，选对新闻发言人固然重要，但仍需要针对新闻发言人开展新闻媒体技巧方面的培训。
要在“怎么说”上下功夫
“我们应该加强人文教育，教医生如何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江西省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葛郁芝教授介绍说，医生往往忙于医疗工作，或为追求更高的学历、职称而应付考试和发表论文，基本没时间关心“医学与人文”的话题，更谈不上深层次的探讨和领悟。医院建设“重技术，轻服务”。医生对检查设备的过度依赖，淡化了医患之间的人性化接触，“对患者重疾病治疗，轻人文关怀”，医生以“看病”代替了对患者的关爱，导致医生思维的走向不适合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在近日举行的第11届海峡两岸暨香港地区医学教育研讨会上，西安交通大学医学中心副主任马兆明曾指出，在医患双方互不信任的情况下，患者拒绝担任为教学服务的角色，而各医院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医患纠纷，间接导致了实习生失去直接接触患者的机会，这成为临床医学教育的新难点。
“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年轻医生就更多地失去了与他人沟通的机会，在关键时刻很难实现自我表达。”李量衡道。
这种现象在其他方面表现得也越发严重，“我们现在面对的不仅仅是患者，还有媒体和社会压力，应该学习人文知识。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说话的内容应该侧重于哪些方面，避免误导媒体，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内容。”许超介绍说，浙江省曾举办过一次高峰论坛专门教授医生怎样跟媒体打交道，“应该将这样的课程搬到讲台上，贯穿于从医的过程中，让更多的医生知道它的重要性。”
“要增加针对医生的人文培训，使我们逐渐具备向社会发出声音的素质。”长春的张医生建议。
据了解，已有医学院校将医学人文教育作为一门课程考核医学生是否合格的一项重要指标。
这种做法得到了业界的一致认可。“通过广泛的人文教育，使未来的医生不仅能给人治病，而且会与人交往；既精通人的生理功能，又懂得人的心理活动；不仅能探究疾病的原因，而且了解患者的社会文化背景；不仅成为医生群体的代言人，还要成为患者的代言人。”葛郁芝道。
发出最有力的声音
医改是跟医生切身相关的一件大事，而来自医生的声音却不大。“医生受教育程度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有较强的自我保护能力，免受外部的干扰，也使我们养成了得过且过的心态。”北京宣武医院王彩荣医生分析说，这种情况导致医生从群体上来说难以形成合力，所以要共同发出呼声比较难。
“每一个利益群体必须有代言人，因为我们都有说话的权利。”深圳市福田人民医院的张东辉医生希望有一个组织能代表医生发言。“群体的分散性、封闭性等原因使得医生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也缺乏集体谈判能力，从而在资源分配和制度安排上医生也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主任支修益教授认为，医务人员今天的处境“很差”。“这样的境况以前在教育系统、公安系统都存在过，但他们最终化解了危机，就是因为他们有了为行业代言、为行业说话的人。”
江西省兴国县人民医院方厚民医生寄希望于医卫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希望他们抓住每一个可以表达民意的机会，将更多医生乃至卫生行业的心声传达出去。”
葛郁芝则认为应该有某个固定组织作为医生群体的代言人。据他介绍，韩国医学会(KMA) 是韩国6万5千名医生中70%的代表，他们曾组织数千韩国医生和医学生聚集在汉城延世大学门前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他们半躺在地上高喊口号，以抗议韩国医疗改革使他们失去销售药品的权利。“在中国，我们也需要像韩国医学会这样勇于为医生利益奔走的角色。”
“我们卫生行业应该利用这个行业有话语权的人。”支修益建议，应该由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院协会等联合起来，形成合力共同为医生乃至整个行业呼吁，“只有这样，医生的声音才能发出去，医务人员的呼声才有可能被重视”。
据中国医师协会副秘书长陆君透露，针对新医改方案，中国医师协会已经听取了一些专家和医生的意见，并形成了文字，准备向上级递交，表达医生的心声。
“有了代言人，还要有允许代言人发表建议的平台，医生可以自己搭建这样的平台。”在回国五六年时间里，对照国内外政策环境，葛郁芝有着深刻的体会，“我们的新医改政策的确征询了各方意见，有专家、医生，有相关行业组织，但是数量还不够，不能完全代表整个医生群体的心声，这个平台还应该再大一些。医生要主动把心里话都说出来，给自己一个被人理解的机会，这样，别人才知道医生的真正想法，才能实现医患和谐。”（转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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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蓓老师 
发表于 2011-3-11 14: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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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12 00:59: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