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勰:一心一意做人民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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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勰:一心一意做人民的医生
时间：2020.07.30 点击数：61 次 字体：小大 发布来源：本站原创
时间：2018年12月25日-2019年3月27日
地点：北京协和医院院史馆
采访人：李苑菁 董琳
摄像：樊俊杰 肖策
整理：李苑菁


苑勰，1931年3月出生于北京，祖籍湖北省浠水县，著名皮肤病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教授。1948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后被分配至华北医科大学（今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学习，1952年获本科学位。先后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及血液学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工作，1978年调至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工作。
    自上世纪50年代起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1960年开始对难治硬皮病的诊治进行探索，从微循环、病理、超微结构、生化、内分泌等方面证实和肯定了中医活血化瘀治疗对硬皮病的治疗效果，主要参与研制了“605”（脉管康复片）、“792”（复松片）、“795”（复甦片）、“796”（复康片）等多种治疗硬皮病的中药方剂。
    1964年“中药治疗全身性硬皮病”被评为原国家科委甲级成果，1978年“活血化瘀治疗硬皮病的研究”获国家科学大会成果奖，1980年“‘脉通灵’治疗硬皮病、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获原卫生部甲级成果奖，1984年“‘792’片剂治疗硬皮病414例”获原卫生部三级成果奖。1988年因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受原卫生部嘉奖。2017年获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2018年获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中国皮肤科杰出贡献老专家”荣誉称号。

在进步思想中成长
李苑菁（以下简称“李”）：苑大夫，请您介绍一下自己。
苑勰（以下简称“苑”）：我叫苑勰，可实际上我不姓苑，我姓南。我本名叫南文扬，朋友们也叫我南暘。1948年，我参加革命工作，到了解放区发现大家都改名字，我也改了。苑是我外婆的姓，改名时我刚读完刘勰的《文心雕龙》，觉得“勰”字挺新鲜，就叫这名字了。
我是湖北浠水人，出生在北京的高碑胡同[1]。出生以后没多久，我母亲和一些家人回武汉了，我也跟着到了武汉。我父亲是个铁路职员，京戏唱得比较好，是当时所谓的“票友”。他常在外面跑，到全国各地唱救灾戏。

年轻时的苑勰。

李：您小时候的求学经历是怎样的呢？
苑：1938年，日本人占领武汉，我们家的所有东西都被他们抢走了，父母谋生比较困难。我父亲又算社会名流，日本人相中了他，想让他为日本人做事，他不愿意。所以，我们全家又逃到了北京。总的来说，我小时候家里情况不是特别好，刚好可以维持生活。
我小学是在宣武门附近的化石桥小学[2]念的，中学上了前门附近的中大附中[3]。后来我觉得中大附中离家太远，就在西单的华光女中[4]上了高中。

李：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进步思想的？
苑：我从小就受到周围很多人的影响。我舅舅、姐姐都是追求进步的人，很早就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了。我姨家里很有钱，是永仁堂[5]的东家，乐家老铺[6]有很多支，她家具体是哪一支我不清楚，只知道她的公公叫施五爷。那会儿共产党的地下资金很多都要经过我姨和姨夫，就像电影《秘密金库》[7]里演的一样。因为让穷人经营这些钱就暴露了，有钱人去经营就没有这个问题。
解放前，我姨和姨夫为党保管财产，解放后，他们把自己的所有财产全捐了。我姨是个家庭妇女，能做到这样不简单。姨夫是贵族出身，家里那么富有，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却愿意冒着风险为党工作。我很佩服他们，他们对我影响很大。

李：您是怎样踏上革命道路的？
苑：因为我从小就受到家里人的影响，到上高中的时候，思想就比较进步了，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那时学校里有读书会，叫中国青年激进社[8]，是归地下党领导的。我加入后，看了很多进步书籍。后来，经常有人给我们讲课，传达中央精神，我记得讲过《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9]等内容，这让我对共产党有了更深的认识和向往。因为长期接触进步思想，1948年8月左右，我和一个同班同学一起去了华北解放区。

李：在解放区的经历，您还有印象吗？
苑：进解放区要审查，我们在沧县[10]的解放区接待站待了差不多两个星期。后来，组织把我们送到了泊镇[11]，那是一个接待学生的地点。到泊镇以后，就开始分配了，我被分配到华北大学[12]。华北大学是知识青年改造思想的地方，我碰到了很多在北京的同学，挺高兴的。
    思想改造班一个班一百多人，我被分到了17班。我们上课很简单，每个人发一个马扎，全班排队坐着听，我接受了不少革命知识。那时候我不到17岁，比较年轻，上了两个多月的课后，组织把我分配到了华北医大，就是现在的白求恩医大。

1949年1月，在华北医科大学念书时的苑勰。
个人志愿服从国家需要
李：医生是您原本就喜欢的职业吗？
苑：其实我小时候想当律师，参加革命以后，我就没考虑过这件事情了。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而且我认为兴趣也是从实际工作中培养起来的，所以最后分配我做医生，我也愿意做。

李：您是如何成长为一名皮肤科医生的？
苑：华北医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华北军区的一个军医学院，我服从安排做了两年行政工作。后来要回临床工作，单位送我到天津总医院[13]进修两年，学皮肤科的内容。我学得很用心，回去以后我就在军区医院的皮肤科工作了。

李：听说您还在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工作过一段时间？
苑：上世纪50年代，国家因为战备需要，要成立输血及血液学研究所[14]。我当时工作的单位就并入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及血液学研究所，员工也都归研究所管理，我也被分配到那儿了。

1955年，授衔后身着军装的苑勰。

辗转多地扎根协和
董琳（以下简称“董”）：您后来是怎么来到协和工作的？
苑：20世纪60年代，医科院有几个研究所内迁，我跟着血研所的团队到了四川简阳。70年代初，我从四川调回北京，医科院人事处让我去阜外医院皮肤科工作。当时马海德[15]和袁兆庄[16]在那儿有一个病房，他们缺人。1978年，我跟着马海德和袁兆庄到了协和。

1978年10月，北京协和医院（当时更名为首都医院）皮肤科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前排左二起：苑勰、陈锡唐、李洪迥、袁兆庄、王定邦。

我来了就开始工作，看门诊，一天能看好多人。我本来以为自己是个“外来户”，还在想会不会有人排斥我，结果没有，大家对我很好，还选我当了两次先进工作者。协和人是实事求是的，只要辛苦付出，大家都能看见。

董：您在工作中肯定接触过很多协和的老教授，对他们印象如何？
苑：我在血研所工作的时候，邓家栋[17]是所长。他是协和的老教授，对研究所后来的发展和人才培养都有很大影响。他要求比较严格，贯穿了老协和的精神。那时，住院大夫必须亲自取血，邓家栋跟住院大夫说，如果是在协和，一针扎不对，饭碗就没了，所以基本功必须扎实。他是贫苦家庭出身的人，比较朴实，很好接近，我们很尊重他。

邓家栋教授。

1969年，我参加了医科院组织的一支医疗队，遇见过协和的老教授冯应琨[18]。其实那会儿我不认识他，但我对他印象特别好，我觉得他特别淳朴。

出诊中的冯应琨教授（左）。

后来我接触得比较多的，还有李洪迥[19]老主任。他是老协和人，工作认真，很正派，而且非常谦虚。他很懂人情世故，不是机械地管理人，而是从各方面带领大家进步。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重视外语，他还亲自教学生外语。李主任很平易近人，带教年轻人很用心。不管你问他什么事，他都很热情地告诉你。在他的带领下，协和皮肤科逐渐增加了一些实验室，可以说从无到有，他对协和皮肤科的科室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我很敬佩李主任。

李洪迥教授

病人的需要是医生的动力
董：您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硬皮病的专家，当初是怎么关注到这种疾病的？又是怎么想到用中药去治疗它的？
苑：解放后，毛主席提倡中西医结合。我当时工作的医院比较重视中医，常请天津的名中医来讲课，我听完受到很大启发。
我成了主治大夫以后，收过一名硬皮病患者。他是一位解放军，皮肤是硬的，四肢活动比较困难。我们当时针对硬皮病的问题做了病理，可是没法治病，只能给患者打青霉素。我作为一个医生，病人迫切需要治疗，我要想办法。我为他请来了中医，经中医诊治以后，他的病情有所缓解。我就想，既然他经中医治疗有效，那对别人是不是也有效。
于是，我就有意识地找硬皮病患者诊治，用中医的方法治了一部分病人，发现效果不错。这就说明，用中医的方法治疗硬皮病是有效果的。
1963年，苑勰在伏案学习。

董：您的研究“中药治疗全身性硬皮病”被评为1964年国家科委成果，能谈谈这项研究吗？
苑：上世纪60年代，国家科委要成立中医中药组，就派了一个团队到全国各地搜集中医中药治疗有效的案例。那个团队原本是找再生障碍性贫血方面的治疗案例，医学科学院的领导白希清和张之强又请他们看了看硬皮病的治疗案例。当时我们请了三类病人亲自汇报，分别是硬皮病、瘢痕和脉管炎的患者，都是我用活血化瘀的方法治疗的。他们认可了治疗效果，把“中药治疗全身性硬皮病”列为了中医中药治疗有效的成果，在1965年的国家科委中医中药专业组成立大会上公布了。

董：听说您还研发了很多针对硬皮病的中药方剂？
苑：我系统地学习过一段时间的中医，有一定的基础，就把治疗硬皮病的中药药方给分析了。分析药方时，我发现用活血药效果好，就提出了建议，想把方剂固定下来。一开始，中医大夫们都接受不了固定方剂的做法。我就把他们每次开药的药方和硬皮病患者的病症对应起来，指出哪些药用得多、效果好，反复跟他们做工作。最后，药方固定了，患者使用后效果还是可以的。我在四川时，还老给原来的患者回信呢，给他们开方子寄去。我配置药方的目的不是赚钱，是为了治病，是为了进一步探索诊治效果。

董：您在硬皮病的诊治和研究方面有没有遇到困难？
苑：我治硬皮病是为了救人，没有别的目的。但在特殊历史时期，我因为硬皮病的研究，被打成了“死硬派”，不仅挨揍，在血研所的病房也没了。我经历过“三反”“五反”等好多运动，我知道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最后总会给你平反。做人，不应为自己想太多，我既然走了这条路，就要走到底。硬皮病，在国内和国外都算难治之症，我能治了就不能放弃。我是为人民服务，只要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就行，我不后悔。
后来，为了缓解病人的痛苦，我确实想了一些办法，采取了好多综合治疗措施。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也不能完全满足病人的需求。只能说病人的需要就是我的动力，是这一点让我一直在坚持。

1984年，苑勰在门诊为患者查体。

董：您有没有将中药治疗硬皮病的经验在国际上进行推广呢？
苑：今天门诊我还碰见一个患者，他之前从美国回来找我看过硬皮病，这次又带了一个人来看。经常有国外的病人来找我，都是华裔。说明我们的治疗方法、效果是得到大家肯定的。
其实也有人说可以把药方卖掉，但是，我的工作成果是国家财产，我不能把国家的财产送给外国人，要先让国人得到实惠，再谈国外。

一心一意做人民的医生
董：您如何看待科研工作和临床诊疗之间的关系？
苑：科研工作跟临床工作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完全脱离临床，好多东西就难以实践。但把科研放在特别高的位置，不顾临床了也不行。我们平时看到病人的各种症状，要分析总结才可以提高进步。如果不分析、不总结，来什么治什么，照方抓药就没意义了。从临床问题来发现科研方向，做出科研成果之后再回到临床，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路径。
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件事情。有一种病叫硬肿病，特点是患者的后颈部和后背部发硬，而且绝大多数患者有合并糖尿病的情况。很多病人以为自己是硬皮病，结果我一看，其实是硬肿病。曾经有硬肿病患者给我写信，说自己得了和爸爸一样的病，但很遗憾，我再没找到那位病人。后来有一天，我又发现了一个家系，一家人里好几个都得了硬肿病。这一次我不能放过，我请了我们科的王宏伟大夫和做基因研究的张学，一起到东北拜访了这个家系，他们取了血回来做进一步检测，看是否和基因相关。
其实我年纪大了，我可以放弃，我也不想从中求得什么名利。但我作为一个临床大夫，有责任提供这样的资料。如果放弃了，在医学上是个损失，资料就丢了。这样一个家系上哪儿找去呢？机遇是很难得的，抓住这种机遇提供给科研，这是必要的。

董：听说您对病人非常“严格”？
苑：现在好多病人急于解决生活问题，你给他治病，他却不遵医嘱。就拿系统性硬皮病患者的手来说，那确实不适合做太多的家务。但是，我刚给他治了病，眼看着有点好转，他还没全好就去做家务了。
这也是病人自身的认识问题，他们希望自己能先解决眼前的事。很多患者总认为自己能做饭、能洗衣服就是好的，可是做饭、洗衣服不仅要投入精力，还会有局部刺激，会导致病情的恶化，给家里增加经济负担。我这人说话比较急，我跟他们说，你要是想治好，你就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那咱们以后就不看了。现在我几乎是要“强制”他们了。

董：您从医生涯中有没有遗憾的事情？
苑：到协和后，我又结合硬皮病病人的需要研制了几种药方，药的价钱不高，效果还比较好，患者每过一段时间需要来复查拿药。很多外地患者来一趟的路费太贵了，每次有病人千里迢迢赶来看病，我都觉得不忍心。硬皮病是比较罕见的病，我希望国家能适当地给患者一些照顾。
另外，我觉得药方还可以再改进一下，只是我快90岁了，靠我个人的力量是不行了，我希望它将来得到进一步发展。

董：您离休后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苑：我是1999年离休的。离休后，我还是坚持出门诊，坚持到医院来，因为我的病人在等我。约了病人我不来，怎么跟病人交代呢？反正我有门诊的时候，我都来。我在利益上没有追求，我为病人来，我看完病人就走了。我看看病，和病人聊聊天，这可以说是我的精神安慰，能得到病人信任，也是一种慰藉。
除了看病之外，我还比较喜欢旅游，只是现在岁数大了不怎么旅游了。我现在喜欢看电视节目，比如《中国诗词大会》和《经典咏流传》。

苑勰教授在门诊。

董：您有座右铭吗？
苑：我的格言就是认真、老实、实事求是。我踏踏实实干工作，没有别的欲望，生活比较稳定。至于我还能做多久，我没有考虑过。当然，我希望能把我的一套解决方案、我的体会交给后面的人，也算是对大家有个交代了。

董：回顾几十年来的从医生涯，您有哪些感悟可以与年轻人分享？
苑：我希望年轻人对工作认真，做人诚恳、真实，踏踏实实的。还有，要严谨，协和一直很强调这个，应当要这样。
作为医生，不管什么时候都应该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把赚钱放在第一位，那就不配做人民的医生。做一个好医生，关键在于怎样去爱病人，怎么去解除他们的痛苦。
我治硬皮病的过程很曲折，但我觉得有效就是病人的需要。既然遇上了，我就专心做这个。做医生，我是用了我最大的毅力，克服了很多困难。从1960年到现在，我得到了同行的认可和鼓励，看到了病人情况好转，我很高兴。我觉得，为人民服务这一点，我还是做到了。

注释：
[1]高碑胡同，东口正对人民大会堂的南门，西口位于兵部洼胡同中，呈东西走向，1999年因建设国家大剧院拆除。
[2]全称为北平市立化石桥小学，今北京市西城区顺城街第一小学。
[3]中国大学附属中学，孙中山等人为培养民主革命人才，于1912年在北京创办，今北京市第29中学的前身。
[4]北京华光女子中学，创立于1931年，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平著名的私立女子中学。
[5]永仁堂始建于1932年，由经营同仁堂药店多年的乐家后人乐咏西开办。
[6]同仁堂的创办者姓乐，清末时乐家繁衍为四大支，后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均称“乐家老铺”。
[7]《秘密金库》为潇湘电影制片厂于1986年出品的电影，以同仁堂乐家后人乐元可、李铮的爱国事迹为原型。
[8]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中共南方局平津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冀热察军区委城工部平津工作委员会先后在北平建立和发展了19个外围组织，中国青年激进社是其中之一。
[9]《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上的报告。
[10]现河北省沧州市。
[11]河北省沧州市泊头市下辖镇。
[12]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1948年5月，华北联合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校址在河北省正定县，1949年4月迁至北京。
[13]即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1994年8月改为现名。
[14]1957年由邓家栋创办，1958年划归原卫生部管理，更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及血液学研究所。后拆分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15]马海德（1910—1988），原名乔治·海德姆，性病、麻风病专家，国际共产主义战士，1950年正式加入中国国籍，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协助组建了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
[16]袁兆庄，1931年出生于河南洛阳，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教授。
[17]邓家栋（1906—2004），广东蕉岭人，著名内科学及血液学家，我国血液学创始人之一。1933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副主任。
[18]冯应琨（1908—1992），广东广州人，著名神经病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教授，中国临床脑电图学奠基人。
[19]李洪迥（1908—1993），上海人，著名皮肤病学家，一级教授。1933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38年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1950—1958年任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