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关怀在我国遇到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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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被小区居民怀疑“要做临终关怀”，万福年华社区养老院的负责人李梅已经当了几个月的“人民公敌”。成文武经常想起，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临终关怀在中国刚刚起步时，学者李同度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临终关怀在中国，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

他们的展架被踩碎、宣传资料被撕毁，只要她和同事一踏入小区，就会遭遇放哨者的敲锣示警，以及几十个居民组织有序的合围，叫骂声曾将他们步步逼回车里。

“他们认准了你们这里会死人，他们不希望看见救护车。”李梅无奈地说，“其实我们早就评估过风险，根本就不会做临终关怀的服务，没想到即使这样还是遭遇了这么大的误解。”

朋友李梅的遭遇总会让北京松堂医院的副院长朱伟想起一段22年前的往事：作为国内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当松堂医院第一次尝试搬到社区里时，曾遭到上百个居民的围堵。医院里的老人们无处可去，一度在马路边上坐了4个多小时。

近日，一连串相似的事件又密集地进入公众视野：今年2月，在上海的杨浦区和浦东新区，得知小区里要建具有临终关怀性质的机构，居民拉起“反对在小区里设太平间”的横幅;4月，在浙江杭州，200多个居民签署“抗议书”，反对在小区里建承担临终关怀功能的护理院。

“这么多年过去了。”朱伟忍不住感慨，“我们不断强调优生，却不谈优死，始终避讳死亡，缺乏对死亡的尊重，这是多无奈的一件事!”

1000个床位的临终病人都聚集在这里，说白了，就是在这里等死嘛

不久前，朱伟和李梅参加了一档电视台的辩论类节目，而他们的“对手”之一正是从上海远道而来的抗议者。

这位业主叫冯驰骏，他所居住的小区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按照他的描述，距离小区一街之隔的地块，即将成为“浦东新区老年医院”搬迁后的新址，而并没有人在买房之初告知他们这个信息。

在查询医院介绍后，一些业主“绝望地发现”，这家二级公立医疗机构的服务内容包括了“临终关怀”——一种对结核病患者、艾滋病患者等病人的临终照护。而更令他们感到恐惧的消息是，老年医院搬迁后，床位将从现有的400张增加到1000张。

“1000个床位的临终病人都聚集在这里，说白了，就是在这里等死嘛。”一名小区业主说，“从中国人的传统来说，这肯定是会犯忌的。你说，附近上幼儿园的孩子们怎么办？刚退休的老人看见了心里会不会不舒服？”但事实上，这家老年医院的院长顾伟民曾经在接受采访时澄清，在医院现有的400张床位中，为临终关怀预留的床位只有6张，且由于这项服务带有很大的公益性质，“目前也不可能将临终关怀扩展到很大规模”。

但业主们显然不愿意承担这份未知的风险。这个原本还没有业委会的新小区迅速形成了统一战线，小区的居民楼前整齐划一地挂起了印有“临终关怀医院远离居民区”字样的条幅，而从马路边路过的行人也开始接到印有“临终医院，你反对建在你们小区附近吗？”字样的传单。

而几乎在相同的时间，与浦东新区隔着一条黄浦江的杨浦区刚刚结束了一起相似的抗议事件。一段视频记录了这些居民的抗争过程：狭小的居委会办公室内，挤满了前来抗议的业主。因为太过嘈杂，一位站在后排的居民不得不用高音喇叭发表了自己的反对声明：““我们现在生活在紧张高节奏的生活中，如果让这种医院建成，给人增添压力，成天紧张，怎么工作，怎么生活!”

“最起码有90%以上人在反对这个事情了!”他喊道。

“100%!”一个坐在前排的居民扭头附和。“已经100%了啊!”尽管嗓子已经喊得破了音，他仍然领着斗志昂扬的邻居们一起高呼，“反对!反对!抵制!抵制!”

最终，这场抗议以胜利告终。2月15日，一张杨浦区卫计委的回复意见书被居民们拍下来传上论坛。对于该项目不予受理的结果，许多人回帖称“民意获胜”，只有一个人留言“多好的事情啊，就这么搁浅了，哎”，但随即便引来攻击：“没事还有希望的，可以建到你们家小区去!”

对于发生在上海的这些故事，朱伟丝毫不感到陌生。

事实上，在松堂医院成立至今的27年里，他们已经搬过7次家，其中4次是因为遭遇居民反对，而他们如今的落脚点是在五环外的京通快速路旁。

“现在医院守在辅路上，离老百姓已经稍微有些距离了。”朱伟告诉记者，如今再有120或者999的车来，他们会尽量要求对方不鸣笛;至于出殡的车，“有时也不再挂黑纱”。对于这所平均每天送走两个人的临终关怀医院来说，远离市中心，尽量不让外界感受到死亡的气息，是他们必须做出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