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乎基本实现现代化，关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党中央在我国发展的历史转折关口提出的引领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全面落实这一战略，必须深刻认识高质量发展内涵，科学分析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障碍，深入探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周密设计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
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支撑新时代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进入新时代最主要的标志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高质量发展是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而提出的战略，是推动新时代国家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遵循的战略。
（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要求
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接近1万美元（9732美元），距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约有2100美元的距离。但我国能否跨过这段距离，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尚存在不确定性。从国际经验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少，甚至已跨过高收入门槛又退回到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也不乏先例。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有两大原因：从经济增长来看，一国在发展过程中缺乏增长的新动力；从发展的环境来看，尖锐的社会矛盾使一国陷入频繁的政权更迭和持续的政治动荡之中。这两点是发展质量不高的主要表现，甚至可以说，发展质量不高和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对于中国而言，新中国成立后至1978年，经过全体中国人民的艰苦努力，我国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人口识字率和预期寿命迅速提高，达到了发展中国家中的较高水平，为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进一步激发了全社会的积极性，加之集中统一领导和地方竞争体制在资源动员方面的强能力和高效率，我国利用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实现了快速的经济追赶。但我国发展的“质量”短板亦相当突出，存在着经济结构有缺陷、技术瓶颈凸显、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矛盾。
只有通过高质量发展，解决这些问题，我国的现代化才能走上坦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发展的实践表明，凡是追赶型经济体在快速追赶阶段结束后进一步跨入高收入行列并继续发展的，都是发展质量迈上新台阶的。相反，凡是追赶型经济体在快速追赶阶段结束未能顺利跨入高收入行列的，或者一度跨入高收入行列但后来又退回到中等收入行列的，都是发展质量不能明显提升的。因此，我国必须推动发展质量迈上新台阶，否则我国就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发展成果也可能得而复失。
（二）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住房水平、耐用消费品拥有率、营养水平、受教育水平、医疗保障水平和文化旅游等消费水平等，均有了极大提高。随着发展进入新时代，城乡居民特别是年轻一代越来越追求生活的质量和品位。
然而，我国在供给侧的现实却令人担忧，有些方面的发展不仅不能满足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需要，甚至不能满足人们在生活质量方面的一些基本要求。比如，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人民群众长期反映强烈，有些问题甚至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大气、水、土壤污染和重要生态涵养区功能退化、农村环境质量差的问题，也对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质量乃至健康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的问题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日常生活便利设施比如城市低层住房缺乏电梯、轮椅通道等，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的背景下也凸显为制约千家万户生活质量的重要问题。
因此，只有通过推动高质量发展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让人民过上更高质量的生活。
（三）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抢占战略制高点的重要途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七十多年之发展和演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局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新技术革命成果的广泛应用正推动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各国政府都采取相应的国家战略以适应和影响这一过程。另一方面，旧矛盾的积累和新矛盾的出现，诱发各国特别是大国进行战略调整，重新制定国家对外战略，一些大国甚至一反过去支持经济全球化的立场，经济民族主义的倾向愈演愈烈。
在这种“变局”之下，各国的相对地位必然发生变化。决定这种变化的是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包括经济规模、经济结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等因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的份额明显上升。然而，中国经济虽在规模上位列全球第二，但大而不强，高端产业少而弱，核心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目前在全球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并不稳固。
我国只有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改变经济“大而不强”的局面，才能抓住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机遇，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才能在国际“变局”中为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创造条件。
二、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和目标要求
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高效率、公平和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提高发展质量，最基本的要求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标准。但更重要的是促进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环境全方位的、协调的发展。以其他方面的停滞为代价换取某一个或某一些方面的高质量，并不可持续。比如，忽视生态环境而追求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也有悖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要求。同样，一味强调保护生态环境而抑制经济增长，也是不可取的。再比如，一味追求经济增速而忽视社会建设，导致收入差距严重拉大、社会阶层固化，那么经济增长本身也不可持续；同理，一味强调缩小收入差距，搞平均主义，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共同贫穷而不是共同富裕。
高质量发展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一方面，一定的发展阶段必须达到一定的基本标准。比如，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产业在技术水平、生态效应、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等应该达到一定的门槛水平，否则就谈不上高质量发展。但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高质量发展的标准又是相对的，并且是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超越发展阶段提出过高要求反而会带来各种扭曲，不能起到引领发展的作用。比如，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如果对标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质量标准、社会保障水平，是做不到的。如果不顾客观条件、不计代价地追求某些方面的过高标准，即使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实现某些目标，最终也会因为违背规律而对全局带来难以承受的负面影响。
高质量发展是质量与数量的统一。质量和数量从来不是对立的，量变是质变的基础，质变是量变累积的结果。高质量发展是以一定的数量为基础，离开了数量，质量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比如，倘若GDP速度大跌甚至负增长，其他方面的建设和发展也会受到拖累，甚至一些问题有可能激化，如社会就不能保持稳定。此外，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要求来看，发展质量的提升在许多方面的题中之义就是数量的提高，如社会建设的重要内涵就是增加公共服务的可及性等，这就要求建设更多的有一定质量的医疗、教育、服务设施。反过来，质量改善也会为数量的可持续增长提供更好条件。比如，资源能源效率的提高，意味着今后可以用同样甚至更少的资源能源带来更多的产出。再比如，和谐的社会可以凝聚起发展的强大动力，激发出人民群众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推动物质财富快速积累。
高质量发展，具体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源配置效率高，经济运行平稳。要素配置和利用效率高，要素配置扭曲程度较小。宏观供求关系动态、持续地相对平衡，国民经济主导产业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大体平衡，经济运行没有大起大落，没有严重的产能过剩和短缺。
第二，工农业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安全可靠，质量不断提高，符合国内外主流市场的要求。当然，产品和服务并非质量越高越好，还要与市场标准可接受的程度相适应。
第三，技术水平不断升级。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技术要达到同期世界主流水平。有相当一批产业能够达到价值链高端和世界技术水平的前沿，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持久优势。产业升级对技术的需求基本能够得到满足。
第四，制约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突出短板得以补齐。对于那些现行技术水平、产业供给能力之下本来可以解决，但因为政策和体制不合理而长期未解决的群众反应强烈的短板问题，通过深化改革和调整政策，尽快加以补齐。
第五，现代化诸方面的均衡发展。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推进，现代化建设五大领域内部亦没有明显的不足。
第六，国土空间上的均衡发展。城乡、区域之间形成合理的分工格局，生产要素、人口、经济活动和产业在城乡和区域之间的配置格局符合效率原则。城乡和区域之间的生活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体上实现均等化。各地国土空间开发程度和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
第七，更加公平的成果分享。收入和财富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社会阶层流动性较高，全体人民都能够通过公平参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实现自我发展。
第八，绿色可持续的发展。形成更加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维持并提高生态自我修复更新能力，城乡人居环境优良。
三、我国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其体制性原因
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在我国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展更多表现为“规模扩张”和“要素驱动”，而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主要目标是“高效”、“公平”和“可持续”。在新的发展阶段，原有适应高速增长阶段的体制机制不仅很难继续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一些方面甚至可能制约高质量发展。
（一）要素市场改革尚未完成，资源配置效率仍有较大提升潜力
中国商品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但要素市场化程度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在资金要素方面，金融服务对象以国有企业、大企业和政府性投融资为主，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三农领域等薄弱环节服务不足；金融供给仍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多层次资本市场特别是股权融资市场仍不成熟。在劳动力要素方面，由于养老、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且不能随劳动力跨区转移，劳动力在城乡和区域之间流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降低了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在土地要素方面，我国目前还存在着农村土地要素未被充分盘活，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受阻等问题。如果说在高速增长阶段，发育不完全、不充分的要素市场尚可支持当时的发展，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要素市场不健全已经成为降低资源流动的成本、实现要素合理配置的主要制约。
（二）质量保障体系不健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有待提高
产品质量一头连着生产环节，一头连着消费环节，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既关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的满足，更关系到内需潜力能否被有效释放。低质产品不仅为消费者所抛弃，也会造成资源浪费和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总成本的增加，使经济社会发展付出高昂代价。我国产品的品类齐全，大部分产品也能满足常规功能性要求，但在功能档次、可靠性、质量稳定性和使用效率等方面都有待提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质量基础设施看，我国在计量、标准、认证和检验、检测等领域存在差距，中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才刚刚接近1%，被承认的校准测量能力只相当于美国的53%。从市场环境看，由于知识产权、品牌商誉等体系存在立法不足、执法不严、违法成本低的问题，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信号失真，“优质”无法体现为“优价”，中高端消费市场存在“优不胜、劣不汰”甚至“劣币驱逐良币”，导致高质量商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明显不足，大量中高端商品和新兴服务消费需求外流。从社会文化方面看，近些年来传承和发扬工匠精神的环境建设和制度基础有所削弱，企业更热衷于追求营销模式的创新，而对工艺提升和质量改善的重视不足，专注敬业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成为稀缺品
（三）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足，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短板犹存
核心创新能力不足一直以来都是制约我国产业发展和质量提升的瓶颈。中国产业体系大而不强的特征明显，基础工艺和基础产业技术尚不牢靠，关键基础材料和核心基础零部件对外依存度比较大。从促进创新的体制环境来看，目前我国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够强，创新要素在不同创新主体之间尚未实现自由、充分的流动和组合，阻碍创新的诸多藩篱仍有待破除。从创新资源共享机制看，科技创新资源仍然存在着分散、重复和低效的问题，“打包”、“拼盘”、任务发散等现象仍较突出，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益不高。从创新激励机制看，科研成果的资产属性定位尚不够明确，从而影响了创新成果的转移转化和市场价值创造能力，没有充分激发出研究人员开展原创性创新的积极性。从创新政策协调机制看，各部门政策不协调的矛盾仍比较突出，如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与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之间、开放创新与外资管理体制之间等仍有待进一步协调和统一。
（四）宏观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机制尚待完善，政府越位和缺位的问题依然存在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供求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发生转化。从总量政策来看，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收益下降、居民收入分配不平衡的格局短期难以得到有效扭转，宏观政策对需求的拉动作用存在硬性约束，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需求管理政策需要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和创新。从结构政策来看，政府职能转变仍不到位，政府和市场的界限仍然存在不少模糊地带，在市场准入、产业竞争等领域仍有不当干预，在市场监管、公共产品等领域仍有供给不足的问题。从政策落实机制看，宏观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机制不配套，既有政策现实针对性不足、执行困难的问题，也存在激励不兼容，地方缺乏积极性和选择性执法的问题。
（五）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不健全，国土空间发展均衡性不足
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将有限的战略资源更多用于重点区域的发展，并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带动其他地区发展，是高速增长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地区、促进中部崛起等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对扭转区域失衡趋势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当前区域经济分化仍在加剧，区域之间发展还很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仍未根本解决。究其原因，根本的一点在于发展机制不完善，长期以来比较偏重出台各种差别化的区域政策，而对于设计区域协同发展基础制度层面的改革，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区域间政府协调机制等，则推进不够，致使区域间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水平等差距过大，发展成果共享的基础不牢，恶性竞争很难从根本上清除。
（六）发展成果分享机制不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
在高速增长阶段，突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的确有助于实现后发赶超战略。但长期实施这一分配原则，导致社会收入分配和财富结构的失衡，不利于缓解差距拉大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在收入分配方面，总的来看，虽然2012~2015年中国居民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2016年、2017年连续两年上升，且与2015年以来农民工收入增速放缓的趋势吻合。在教育领域中，学前阶段普惠性资源不足，基础教育阶段的区域、城乡以及校际之间硬件和师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部分群体特别是特大城市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利的保障还不充分。在医药卫生领域，群体间医保制度待遇差距大、基本服务保障不充分、部分群体经济负担重、医保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还很突出。劳动力市场人为分割和就业歧视现象仍未完全消除，劳动安全、收入、社保等的规范化程度和权益保障水平还有待提高。
（七）生态环境体制不完善，发展的可持续性有待提高
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各方压力和矛盾博弈的关键期，生态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当前，我国仍然面临污染物排放量大、面广、环境污染重的问题，部分污染物的排放超过或接近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上限，部分地区冬季空气重污染频发高发。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在现行财税等制度安排之下，一些发展基础较弱的地区提供公共服务压力大，在保增长、维稳定与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往往面临两难境地，粗放发展方式转变面临较大困难；二是生态资源体制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国土开发保护、资源总量管理和节约、资源有偿使用和补偿等，还存在很多深层次的利益冲突、制度缺陷和体制机制障碍，为了短期经济利益而对生态资源无度开发和利用的问题时有发生；三是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一些地方既存在“捂盖子”、“护犊子”的现象，表现为敷衍整改和虚假整改，也存在整改“一刀切”的问题。
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在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比以往更为复杂，受到的约束比以往更加突出，发展对体制机制的要求比以往更高。制度质量的高低会影响到交易成本、资源配置效率和政策效果，高质量发展需要有高质量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来支持。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适用于高速增长阶段的体制机制的一些方面已经不利于实现经济社会高效、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建立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特点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已迫在眉睫。
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路径与对策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既是一个发展方式和增长路径的转变过程，更是一个体制变革和机制创新的过程。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加快形成与之相适应、相配套的体制机制，加快营造与高效、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契合的体制政策环境。
（一）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体制保障
加快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现统一开放、有序竞争，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我国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相比，要素市场建设还需进一步改革，以打破制约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要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清晰界定资产的使用权、收益权与转让权，健全以公平为核心的产权保护制度，形成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良好制度环境（王一鸣，2018）。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变单向城镇化为城乡互动繁荣，将农村承包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并行，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对存量宅基地实行退出有偿，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推动金融体系深刻调整，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提升金融业优化资金配置、管理风险、鼓励优胜劣汰的作用，增强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能力，畅通金融和实体经济循环。
（二）健全质量保障法律法规体系
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需要协同发挥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监督的作用。一是加大完善有关产品安全、产品担保和产品责任等方面的法律，强化运用法律手段解决产品质量方面的突出问题，加大对消费者的保护力度，强化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制度（黄群慧，2018）。二是健全基层监管体系，真正让监管力量下沉到生产第一线，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关键是提高抽查比例、加大惩戒力度，抽查要持续不断，惩戒要有足够力度，才能保持威慑力。三是完善产品质量标识制度和追溯体系，结合消费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发展趋势，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的技术手段，让消费者放心消费，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
（三）集中力量突破技术“卡脖子”环节，补齐产业“短板”
在政策协调上，政府要以公共创新资源为抓手，建立对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提供长期稳定支持的机制，进一步完善科学中心和国家实验室管理制度，加强产业技术预见性判断和路线图研究，加强前瞻性应用基础研究，引领性前沿技术创新。在创新主体上，处理好产、学、研的角色定位和互动关系，培育一批具有一定自主创新能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建立和完善公益类研究机构的运行制度，高校和科研院所应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到基础性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鼓励发展一批社会化、专业化的技术转移转化服务机构。在创新激励上，强化科研成果产权的创造、保护、运用，以市场机制为杠杆推动科研成果产权制度改革，赋予科技领军人才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经费支配权和资源调动权。
（四）培育高质量发展的社会环境
在全社会营造高质量发展的社会环境，需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和绿色消费意识。企业家精神的内核是创新和创造力。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鼓励企业家发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以创新促进企业的战略转型，实现个人价值、企业发展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同时，推动中国产品和服务的品质革命，需要培育和弘扬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通过工匠精神鼓励技术工人不断改善制造企业的工艺和技术，进而持续提升制造产品的质量和信誉。另外，要逐步改善我国社会文化环境，提高全社会的质量意识，改变地方官员重视增长数量忽视发展质量的政绩观，在全社会积极推进专注品质、精益求精的质量文化建设。要运用政策手段培育绿色消费意识，利用价格杠杆内化外部性成本，从而引导、鼓励人们适度、理性地消费，树立追求简约、健康的生活理念，远离环境不友好的消费产品。
（五）注重宏观调控政策创新
创新宏观调控政策工具，更加注重区间调控、定向调控、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以及综合协调平衡。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持续地熨平宏观经济波动；完善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妥善应对大国政策的溢出效应。要确立法治化和制度化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解决企业和地方政府软预算约束、化解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缓解市场无序竞争，加快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依法加强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监管，规范市场运行，保护各方利益主体正当利益。
（六）提高发展在空间上的均衡性
破解生产要素流动中所遇到的机制性障碍，消除区域市场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提高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坚持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相结合，既要加强中央对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顶层设计，也要明确地方政府的实施主体责任，以充分调动地方按照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推动本地区协调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坚持区别对待与公平竞争相结合，既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同时更加注重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维护全国统一市场的公平竞争，防止出现底线竞争和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确保国家整体利益不受损。同时，建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联动机制，补齐困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短板，先富带后富，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共同发展。
（七）加大收入分配政策调节能力
在完善初次分配方面，坚持按劳分配，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健全市场的秩序和公平性，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着力实现机会均等；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按照“提低、扩中、限高”的原则，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在再分配方面，逐步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适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改革，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进一步缩小差距。同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加强对公民合法财产权益的保护。
（八）把保护生态环境内化为发展的硬约束和新财富
深化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完善环境监管法律法规，优化监管组织结构，增强专业性和监管能力，提高环境监管有效性，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逐年减少，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要制定、完善、落实好相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以稳定的体制机制保护生态环境。要制定和实施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通过政策引导政府部门、企业、个人等各主体积极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中来。要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的评价、考核、奖惩制度，在地区之间要建立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引导全社会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做好环境公共产品的提供，增加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要。
（九）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加快完善对外商直接投资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体制建设；完善安全审查制度和风险防范体系；充分发挥地方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地利用境内外优质的资本、技术和人才资源，增强创新驱动能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产业结构快速升级。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扩大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开放，完善外商投资环境，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不断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公平、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中国在高水平开放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十）构建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体系
对发展质量的测度直接影响发展理念和发展目标的落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构建相应的测度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必须反映高质量发展在“高效”、“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三大方面的目标要求。指标体系的设计应注重可行性和简洁性。指标的选取应注重定量与定性、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应尽量少选择“结构型”、“数量型”和“手段型”指标，而更多地选择反映质量和结果的指标。另外，指标体系还必须突出测度体系的层次性，体现不同测度对象（如国家和区域）的差异。
（文章来源《中国智库》。作者：张军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侯永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刘培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何建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第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卓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第四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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